一碗热干面引发血案的忧思：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为何四处乱窜

　　原标题：一碗热干面引发血案的忧思：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为何四处乱窜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文

　　2月18日中午，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非常残忍的凶杀案。因为客人胡某认为店老板一碗面多收了一元钱，发生冲突。谁也想不到，胡某拿起店里的菜刀将老板杀死，并割下其头颅扔到垃圾筐里。

　　这个场面太血腥了，凶案发生后很快就有警方微博提醒网友不要转发这些照片。这很有必要。自媒体上各种评论也跟着很快出来了，观点各异，多是拿这个案子浇自己的块垒。

　　我忍住有话马上就说的诱惑，等着子弹再飞了一会儿。因为这个案子的情节太离奇，不符合正常的生活逻辑。果然，昨天和今天，成都“红星新闻”的连续报道显示：凶手胡某是四川大巴区的宣汉县人，二级精神残疾。他的父亲介绍， “他的病时好时坏，发作起来就没法管。”而且发病时连他父亲都打。

　　精神残疾的定义是：各类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影响日常生活和活动参与的状况，被称为精神残疾。在精神残疾中，精神分裂症所占比例最大。而二级在病情上属于中度。

　　那位面馆老板碰到这样一位精神病患者，导致了杀身之祸，可谓是飞来横祸。这场横祸让两个贫穷的家庭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这样一位中度精神病患者，怎么就能到处乱窜？跑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而且是在人流最密集的火车站。这就引发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尊重其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如何管理精神病患者，从而尽量降低这类特殊人群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性。

　　从古到今，各个民族和地区，都会有精神病患者，这是人类社会难以避免的。我少年时生活在湘中农村，方圆几公里，就有几位精神病患者，俗称“癫子”，有男有女，发病后表现不一，有些是文疯子，不伤害人；有些是武疯子，暴力倾向明显。这些精神病患者给家庭和所在村的村民带来了痛苦和烦恼。但是在农耕社会，人员的流动不频繁，疯子的活动半径有限，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五十年前别说一个精神病患者，就是正常人，也很难自由地从大巴山跑到武汉。周围的人对他的危害性有基本的评判，能做出必要的防范。比如说，连小孩都知道谁谁是疯子，外出上学想办法避开他。如此，精神病患者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是有限的。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成就取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劳动者获得更大的自由，人力资源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匹配。于是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城务工人群，逢年过节时也有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迁徙人群。这自然增加了管理难度，增加了公共安全的风险。而像胡某这样的精神病患者，跟着同伴出去找工作，行走在通衢大都之中，夸张地说就是一枚枚定时炸弹。

　　为什么能够仍由这样的人自由地跑到大都市，跑到人流拥挤的公共场所呢？仅仅归咎于他的监护人或者是基层政府，我以为过于简单了。

　　201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繁荣主旨是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各类权益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这当然是必要的，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包括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可以看作是社会的文明指数之一。但法律在实行过程中碰到的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时候过于强调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保护，就很可能削弱对公共安全的保障。比如对精神病患者的诊断、治疗，本着自愿原则。有几个精神分裂者承认他有病，愿意配合治疗？而对于已经伤害他人的精神病患者，也必须取得监护人同意，才能强行治疗。如果监护人不愿意怎么办？即使愿意，却不能承担治疗费用怎么办？

　　以胡某这个案子为例，即便他参加农村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剩下的费用对他那个家庭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他远走高飞到外地去找工作，对其父母和所在村庄来说，是一种解脱。可后果是危险更加不可控。这样一位有认知、行为障碍的人，找工作多难呀。即使找到工作，也很难长久地做下去。在异地他乡，受到种种挫折，精神病就更容易发作，危险也就更不可控。媒体报道凶案发生前，胡某曾向人求助，他两天没吃东西了。因此在他好不容易花4元钱吃一碗热干面，老板要收5元，而且以言语侮辱他，这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刺激是巨大的。

　　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引申出另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陌生人云集的地方，如旅游景点、车站、码头，服务业比如饭店的规范经验以及经营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那位面馆老板，不管事先有多大的错，也不应被杀死。但是他的一句恶言，可能就是刺激一位精神病患者发作的导火索。

　　中国古代小说里常常引用一句俗话：“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个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无罪的人怎么能该杀呢？这话反应中国古代寻常百姓对车夫、船夫、开店的、脚力、买卖中介等服务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他们太坏，太奸。这种人生的经验代代相传，其来有自，亦是由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农耕社会里，多数人生活在老家，即熟人社会，彼此知根知底，他对自己生活中的风险是可以预测和把控的。集市上卖肉的摊贩哪位更诚实，村里那些人更好相处，心里很清楚。可一旦出门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熟人社会的经验都不管用了，而当时官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少——只要没人造反，基本不管。这时候单个的旅客，面对开店的地头蛇，几乎是待宰的羔羊，只要不危及自己的生命，往往吃哑巴亏也就忍了。所以说 “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而反过来那些盘踞在一个地方开店、划船的人呢，则是基于地头蛇的优势，对欺负一下外地客人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宰客利益大，风险小。一个客人被宰一次，人生地不熟，很少选择不依不饶去维权，而对宰客的店家来说，大多数被宰客人这样的心思更助长他的胆量。

　　可凡事都有意外，风险可控并不等于就没有风险，99个客人忍气吞声，只要有一个人无法控制，就会出大事。《水浒传》中的孙二娘谋害那么多客人得手，但她终于碰到了搞不定的武松；泼皮牛二在街上向陌生人碰瓷，也是屡试不爽，可惹怒了杨志，给了他一刀。

　　几年前青岛天价虾和前不久游客在云南丽江的遭遇，说明一些经营者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思维：对游客能宰一个是一个。殊不知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有摄像机人人都能发声，这些丑恶的行径很难像古代那样，游客只能接受。这种大变化必定倒逼中国人进入契约社会。

　　而对管理者来说，整个中国都在进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离开故乡，涌进大城市。过去对农业大国的管理方式早已不敷用了。以这个惨案为例。贫穷的精神病患者闯进九省通衢，做小本生意的店家依然像平时对待来来往往的旅客一样，以为说几句损人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偶然间，两人冲撞，发生了穷人伤害穷人的惨案。——这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