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疯狂动物城”的真正统治者？

编者按：《疯狂动物城》于今年3月上映，刷爆票房，人们除了被有悬念的情节吸引，也对动物城的日常生活逻辑及个体反叛心有戚戚。然而不同于一般族群冲突、多元文化反思的影评，本文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权力结构来解释疯狂动物城的精英统治现实和体制内的羊副市长的非体制反抗，并对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解决方案提出了质疑。

2016年3月，美国迪士尼影业公司出品的《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上映后就风靡全球，成为历史上第四部票房收入超过十亿美元的动画片。这部动画片的片名“ZooTopia”与“Utopia”具有相同的词根。“Utopia”最初来源于十六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478年-1535年）名垂史册的不朽著作，它描绘的是一种既“乌有”又寄托着美好愿望的理想国家，体现出人类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和向往。初看起来，似乎将“ZooTopia”译成《动物乌托邦》更准确些，更能体现“Topia”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意蕴。然而，在品味完故事情节后发现，《疯狂动物城》的译名也许不仅适合大众文化消费的偏好，而且合乎动物城的现状。顺便说一句，我国台湾地区将这部动画片译为《动物方城市》，香港的译名是《优兽大都会》。

　　《疯狂动物城》海报

《疯狂动物城》主要讲述小镇农家女孩兔子朱迪实现警察梦想的故事。在动物城中，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和谐、安定和有序：狮子担任市长，绵羊是副市长，非洲水牛任职警察局长，穿山甲经营旅店，大象开冰淇淋店……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动物大都会里，不同的动物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上下有序、其乐陶陶。然而，动物城并非完美之城。

朱迪入职后就遇到警局正在办理十四起哺乳动物失踪案。在这些案件背后，既有狮市长指挥森林狼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动物失踪事件，同时也隐藏着羊副市长策划肉食动物恐怖袭击事件的阴谋。朱迪在足智多谋的狐狸尼克的帮助下，最终侦破动物失踪案，挖出动物恐怖袭击案背后的主谋。在朱迪和尼克步步惊心的破案过程中，动物城的政局动荡、阶层固化、族群对立、黑帮横行、政府机构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现象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这种意义上，《疯狂动物城》的译名比较传神地描述了动物城的现状和问题。

在《疯狂动物城》中，羊副市长策划肉食动物恐怖袭击、挑起族群冲突的阴谋是推动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要素。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她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阴谋呢？毫无疑问，羊副市长的行为动机既不能用“羊”性本恶的观点予以解释，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她对肉食动物的猜疑、恐惧和拥有权力的野心。从本质上讲，羊副市长的行为涉及争夺动物城领导权的问题，也涉及动物城的社会分层与权力结构的问题。所以，如果要剖析她的行为，就必须探究动物城的社会分层和权力结构。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回到现实世界，回顾一下西方学术界关于城市权力结构的经典阐释。

　　羊副市长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西方知识界普遍认为，西方社会的权力是多元平衡分布的，不同阶层和群体都共同分享着权力。然而，弗洛伊德·亨特在1953年出版的《社会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和赖特·米尔斯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对此提出了挑战，开创了精英权力理论流派。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中的权力并非多元平衡分布的，而是由公司老板、政客和军界首脑等权力精英垄断控制着，普通民众则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随后，西方学术界就权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规范研究和经验分析，展开了长达数十年跌宕起伏、异彩纷呈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罗伯特·达尔和威廉·多姆霍夫都曾研究美国耶鲁大学所在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权力分布状况。然而，这两位学术巨擘却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针锋相对的结论。1961年，达尔依据他在纽黑文市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达尔之所以将纽黑文市作为研究对象，除了他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因素外，主要在于纽黑文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两党竞争体制在当时已运作了一百多年，并且经历了此前十年的城市变迁。

1978年，多姆霍夫也在调查研究纽黑文市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权力结构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基础上出版了《谁真正统治？纽黑文市与社区权力的再审视》。在该书前言中，他明确指出：“本书想要挑战达尔、波尔斯比、沃尔夫冈等在纽黑文市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达尔的《谁统治》一书，向研究者和学者展示出关于谁真正统治纽黑文市的非常不同的图景。”多姆霍夫在方法论、经验分析和理论问题上都对达尔提出了挑战。

在研究方法上，达尔主要通过剖析在职市政官员的历史变革、分析社会和经济名流、考察不同议题领域中的决策、抽样调查不同议题领域的参与者、调查登记选民、研究不同阶层投票模式等六种方式评估权力、影响力或影响力的变化。在上述方式中，他运用的核心方法是行为主义的方法，也就是研究公共决策制定过程的方法。达尔选择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年代有关城市重建、公共教育和政党提名等“议题领域”中各项具体议题，分析其参与者在决策制定方面的冲突与结果，以此判断权力和影响力的大小。

多姆霍夫没有采用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引用大量的备忘录、会议记录、相关机构的报告书和私人信件，借助于相关文本分析纽黑文市有关机构和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络。多姆霍夫也将纽黑文市的城市重建作为经典案例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和阐释。但是，他批评了达尔在研究城市重建问题上的方法缺陷。达尔在1957和1958年访谈了46位参加过一项或多项城市重建决策的人，每次访谈都历时6小时。然而，纽黑文市重建的决策主要是在1949至1955年间进行的，所以，多姆霍夫指出：“达尔使自己受到人类记忆的弱点的支配，并且倾向于将城市重建决策描述成个性化的事件。我们并不能放心地假定，人们在1957和1958年接受采访时所讲的就是对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准确描述。”

除了方法上的差异以外，达尔和多姆霍夫在关于纽黑文市城市重建工作的观点上也迥然不同。达尔指出，到1958年底，纽黑文为规划其重建项目人均花费的联邦资金超过了除首都华盛顿之外全国任何一个大型的或与之规模相当的城市，也超过了新英格兰地区其他任何城市。为什么纽黑文的城市重建能获得如此多的联邦资金呢？达尔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市长理查德·李和他的团队。1949年，共和党人塞兰塔诺在任纽黑文市市长时开始实施城市重建计划，然而，却一直进展缓慢。1953年，民主党人理查德·李竞选获胜后担任市长，主持和推进了各项城市重建工作。达尔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李的行事风格和政治能力，包括他在公共关系、人事、财务和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因此，他将城市重建资金的获得主要归功于李的领导能力及其团队，将城市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看作城市领导者直接推动的产物。

多姆霍夫认为，达尔仅仅揭示了纽黑文市城市重建过程中的部分细节，却忽视了其他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虽然达尔指出了1949至1954年间城市重建计划存在拖延，但是，达尔没有认识到这是各种结构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城市领导者的原因。“达尔最严重的理论失误在于，他将纽黑文市的决策制定完全脱离于全国和州政府的背景。他没有在理论上强调，纽黑文市属于全国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拥有它的主要资源，即耶鲁大学，同时也拥有重要的全国性产品，即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多姆霍夫指出，由于耶鲁大学坐落在纽黑文市，所以，纽黑文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美国小型城市。“我们揭示出耶鲁大学所拥有的关系、资源和需要，并以此解释这座相对较小的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强势的地方管理者的关注和来自华盛顿的大量用于城市重建的资金。”

纽黑文市由9个方形街区组成，中间的街区中有一个占地面积达16公顷（约合240亩）的巨大公园。

通过分析纽黑文市多项城市重建项目的决策过程，达尔认为，在纽黑文市，政府相对而言不受大型企业的支配，政府官员和政党人士比商业领袖更多地发挥重要作用，“重建项目中的主动权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官员而非个人或团体”。然而，多姆霍夫却在考察城市重建计划的起源和过程后认为，现实情况并非像达尔认为的那样。多姆霍夫指出，纽黑文的城市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工商企业主手中，他们是否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制定并不重要。他运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讲，如果企业界领导人能够支配社会环境并且决定和塑造着政府结构——各项决策都是通过这些结构制定出来的，那么，他们就没必要直接卷入政府决策中。”

在研究结论上，达尔认为，纽黑文市不再像贵族时代那样存在着精英统治，“精英不再统治纽黑文”。在贵族统治时代，贵族将出身、财富、教育和公职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权力可以跨越不同领域进行累积。然而，在纽黑文市，“在一个世纪内，一个由具有凝聚力的领导者团体主导的政治系统已经让位于一个由许多不同阶层的领导者主导的系统，每个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政治资源组合起来。简言之，它是一种多元主义政体”。多姆霍夫则认为，美国存在着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纽黑文市亦是如此。“这个统治阶级大约包括0.5%到1%的人口，占有全部私人财富的20%到25%，它在全国年度收入中获得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高份额，控制着主要的银行和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网络制定经济与政治方面的规划，并且起码支配着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和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政府。”多姆霍夫的观点与亨特、米尔斯是一脉相承的，属于精英权力理论的范畴，不同于达尔所赞同的多元主义权力理论。

　　罗伯特·达尔 （来源：社会科学报）

在简要回顾学术界关于城市权力分析的不同观点后，我们将探究动物城的社会分层和权力结构。那么，动物城究竟是权力多元分布的还是权力精英统治着的呢？在动物城中，那些萌态可掬、性情不同的动物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有狮市长、羊副市长及其职员组成的市政机构，有牛局长治下的警局，有树懒供职的车管所，还有铁路企业、ZNN、旅鼠兄弟银行和动物评级公司等。动物城的成员都从事不同的职业，掌握不同的资源，拥有不同的资源动员能力。其中，市长是市政当局的统治者，副市长和警察局长等是市政政策的执行者，旅店经营者穿山甲等属于城市小业主阶层，尼克等则构成了社会边缘群体。当然，动物城还有像Mr.Big家族那样的黑帮。

从表面上看，动物城的权力是多元分布的，各种群体或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权力，并不存在将所有权力都垄断于一身的统治阶级。事实上，即使狮市长也是通过选举才成为市长的。然而，进一步分析则发现，动物城的权力可能并非多元分布的。在动物城，狮市长处于市政权力体系的顶端，他可以支配警察局，也可以指挥由森林狼组成的、其工作效率远远高于警察局的秘密武装力量。所以，像狮市长这样的政客和强力部门的相关首脑都属于动物城的统治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动物城具有各式各样的超市店铺、街头林立的时尚广告、不断浮现的商业品牌和竞争激烈的新闻传媒等。例如，数十家媒体和记者参加了朱迪发言的新闻发布会，由此可见媒体行业的激烈竞争。这些都说明动物城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虽然铁路企业、ZNN、旅鼠兄弟银行和动物评级公司等在片中都没有得到具体的描述和评价，但是，管中窥豹，它们应当掌握着强大的资源，拥有超级影响力。

由于动物城实行市场经济，所以，上述公司可能基本上是由企业主阶层控制的。这些企业主可能没有直接任职于市政机构，然而，正如多姆霍夫指出的，如果企业主阶层能够支配社会环境并且塑造政府结构，那么，他们就没必要直接卷入政府决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动物城的居民掌握着的经济、行政和暴力等方面的资源是不平等的，所以，他们在权力上也会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动物城中巨型公司和银行的企业主、政客以及强力部门首脑等权力精英垄断着权力，像朱迪的父母Bonnie和Stu那样的普通民众则处于无权无势的状况。因此，正如纽黑文市那样，动物城具有权力多元分布的一面，但是，它在本质上是实施精英统治的。

　　狮市长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羊副市长策划了肉食动物恐怖袭击事件。作为具有一定职权的市长助理，羊副市长也掌握相应的资源，拥有较强的能力。她能适时地出现在牛局长办公室门口，让朱迪免于解雇，就说明了这一点。羊副市长无疑属于权力精英阶层，但是，她在其中却处于边缘地位。狮市长凌驾于其上，经常声色俱厉地斥责她，不假辞色地给她取“smellwether”的绰号。羊副市长强烈地意识到自身受到支配和排斥，她“被人低估，怀才不遇”，“其实就是个说得好听一点的秘书而已”。所以，她不可能认同动物城的权力系统，也不可能认同自身的位置。当然，动物城拥有选举制度，羊副市长也可能通过选举成为行政首脑。但是，她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而是采取体制外的行为。作为权力体系中的成员，羊副市长既熟悉动物城的权力运作方式，也能够洞察到其中的权力结构和格局。如果她认为可以通过选举制度实现市长梦，她无疑会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出牌。所以，羊副市长铤而走险的原因可能在于，她认识到选举制度的局限性，认为无法通过选举改变自身在权力精英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

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时指出，梁山好汉造反的根子在于“乱自上作”。实际上，无论“乱自上作”还是“乱自下生”，根源都在于社会分层与权力结构上的问题。羊副市长的造反行为，就是动物城存在权力危机的体现。在动物城，虽然各种草食/肉食动物、小型/大型动物都具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表面上是权力多元分布的，但是，他们却存在冲突。羊副市长洞察到动物城中的精英统治和结构性不平等，并且从社会分裂中发现了政治机会，所以，她才会通过策划肉食动物恐怖袭击事件来实现自身目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尽管羊副市长阴谋反抗的方式不具有正当性，然而，这也恰恰印证了，动物城是存在精英统治和压迫的。

　　夏奇羊演唱《尝试一切》（Try Everything）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狮市长为掩盖真相而制造动物失踪案，还是羊副市长策划肉食动物恐怖袭击事件，都说明动物城的“水”很深，存在族群排斥、阶层固化、精英阶级垄断权力等问题。在片尾，动物城的各色居民都在夏奇羊优美的歌声“Try Everything”中陷入狂欢。这也许体现出创作者解决动物城问题的“政治正确”的方案，即，坚持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在不同族群间强调包容、和谐与爱。然而，像这样的方案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动物城的问题吗？动物城究竟会走向衰败还是重获新生呢？动物城在社会分层与权力结构上存在着问题，需要进行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简单地呼吁大家彼此信任或者喊出“Try Everything”等口号。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美]罗伯特·达尔著，范春辉、张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

本文刊于《读书》杂志2016年12期，经《读书》杂志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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