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仁德洋行数十年的发达史，不过是自1861年8月烟台正式开埠以来，外国资本在此经营逐利的一个生动缩影。

　　 早在1860年，美国商人花马太即与华籍商人合组清美洋行，购置飞龙号轮船，航行上海—芝罘—天津一线，与华商争夺北方沿海航运之利。1861年，英国商人福开森在烟台开办福开森公司，六年后开辟了英国至烟台的远洋直航业务。几乎同一时间，英国人法格圣在烟台开设滋大洋行做贸易。稍后，著名的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都来烟设立代理处，主营沿海航运贸易。

　　 据统计，到1882年，即盛宣怀带队赴登州府一带勘察矿业的那一年，烟台已有9家洋行分属英美等国，主营航运、保险、贸易和金融代理等业务。1888年前后，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开辟了以烟台港为枢纽的北洋航线，日资洋行随之登陆烟台，其中就包括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从事航运代理的高桥洋行，即后来“北方船王”张本政的老东家。

　　 随着《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外国资本对中国沿海商埠的渗透不断加速，截至1901年止，烟台洋行数为26家，其中英资7家，德资4家，美资3家，法资2家，而日资多达10家。此后短短一年里，烟台洋行增加了17家，总数达43家，其中日资占16家，原因是此时适值日本国内工业迅速起飞，廉价商品大量出口，加之近水楼台、运输便利，日商比欧美商人更具竞争优势，故大批日商涌入烟台。

　　 20世纪初前后烟台最有实力的欧美洋行，有太古、和记、美孚、仁德等，日商则以后来非常有名的三井领衔。后来居上的日商除在航运、贸易上与英美对手直接竞争外，还涉足煤炭、桐木、杂货诸多方面。如花边出口业，既有仁德这样的英资老大，也有三井等日商来分一杯羹，一共7家洋行年输出额为90万两白银，约占总量的45%。

　　 反观烟台华商，因缺乏资本、经验和信息，仅能局部经营沿海贸易和内地转口贸易，至于土货出口、洋货运入等大宗生意，唯有望洋兴叹。

　　 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1902年~1911年），中国国内民族资本逐渐兴起，由各地绅商发动的“收回利权运动”及接二连三的抵制美货、日货抗议，波及山东，洋行因时局动荡而经营不利，先后有十几家停业或撤离。到1911年，烟台洋行总数减少为29家，其中日本13家、英美德各4家，法俄各2家。华资的轮船招商局、政记轮船等，才趁势在航运贸易之类业务上，抢回一些市场份额。

　　 一次大战结束后，烟台外国洋行经过一番浪里淘沙，改组兼并，声势又复壮大。1921年，在烟洋行再度达到40家，英资、日资分庭抗礼，各为13家，美国洋行增至8家，它们都来自一战主要战胜国。其余6家分别来自法俄德及丹麦四国。

　　 也就在这之后不久，兼有英、美资本背景的大马茂兰重返烟台，继承父业，将仁德洋行在华事业推向长达十余年的第二个高峰。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撰写，感谢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庄维民研究员的支持，部分内容曾参考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工商经济史料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