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明朝的覆灭，汉人士大夫很是可惜。刚从一个异族手里解放出来，混了两百多年，结果又沦入另一个异族之手。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很是受打击。大家伙转着圈，要追究责任，清初几十年，一直议论纷纷。

　　 一种说法是赖八股。因为明朝八股取士，说是代圣贤立言，其实不过抄袭敷衍，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消磨在无用之八股上，学风大坏，于是导致江山易姓，国家沦亡。

　　 第二种说法，是赖士风。到了明朝，理学一变为心学，越谈越玄，学风空疏。士大夫对于经世致用之学，不加讲究。国有急难，书生百无一用。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明末清初，文人笔记，记录了好些迂腐的书生的事迹。李自成的军队打进城了，不知道躲避，反而迎上去跟人家谈大义，人家拿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大怒：我以大义教你，你居然要杀我，真是个贼呀！结果脑袋掉了。张献忠攻射洪县城，城中人尽逃，有一老儒，登城墙，对着黑压压的攻城士兵，厉声大骂：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尔等率众攻城，不畏王法吗？言未竟，城下箭齐射上来，把他射成了刺猬。

　　 第三种说法，是赖魏忠贤。明熹宗时代，太监魏忠贤当政，蒙蔽君主，胡作非为。因此，人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明熹宗的年号）。当然，还有说赖万历皇帝的。

　　 其实，明朝之亡，如果追究责任的话，第一个要负责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八股取士，是他定的。太监当政，也是他开启的。如果不是他废掉了宰相，太监怎么会如此大刺刺地干预朝政？别的朝代，宦官之祸，顶多是皇帝信任宦官，听宦官的话，而只有明朝，宦官可以替皇帝批奏折，掌握“批朱权”，做“立皇帝”。如果不是废相，国家杂事都涌到皇帝这儿来，而皇帝又应付不了，懒得批阅公文，这才让伺候笔墨的司礼监太监，得以钻空子替皇帝当了家。

　　 同时，明朝的痼疾，是宗室的负担和两套兵制。这样两种制度，都是朱元璋定下来的。第一条，凡是朱家子孙，世世代代接受朝廷供养，无需出来做事。结果，朱家人子生孙，孙生子，以超高的繁殖力，养了一堆堆的寄生虫。害得北方数省，单单供养宗室，钱粮都不够。第二条，兵制实行卫所制。各地按防卫之所需，设立卫所，屯田养兵，兵家世袭，自给自足。结果，卫所之兵，都变成了军事农奴，而各级军官，则变成了农奴主。恨死了农奴主的农奴们，即使不逃亡，打仗的时候，也不知道打谁了。所以，卫所在朱元璋死后，基本上就闲置了，百无一用。但祖制不能动，没有用的卫所，还必须保留，为了国家安全，非另起炉灶不可，于是，又另设镇戍之兵，兵源来自招募。害得这个王朝，得为养兵多出不止一倍的钱。一旦边疆有事，这样的负担，就会成倍地激增。

　　 所以，单这两项制度，就让朝廷的经济不堪重负。张居正的改革，只改了赋税的征收办法，但宗室和养兵的负担，却不敢动，也不能动。一条鞭法的征收改革，实际上是将原来不合法的田赋和口赋附加合法化，但附加的数额明确化了而已。随着朝廷的负担越来越重，最后还是得在附加之上，再添附加，官吏从中渔利，横征暴敛，直至民不堪命，激起民变。

　　 后世说明亡之源，说得最多的，其实就是士风。袖手谈心性，空谈误国，被人反复提起。连清朝的皇帝，也赞同这个说法。其实，明人谈心性是谈得挺多，但讲究实学者，也还是有的。明末的制造火炮，火药之术，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哪个时代，没有几个迂腐的书呆子呢？书呆子再多，再坏事，也坏不过制度。国家制度上有那么大而且明显的缺陷，即使士大夫再努力，皇帝不肯改，最终还是挽回不了危局。（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标，这是最高领导层传递的明确信息。在7月23日习近平的武汉讲话中，形成统一市场体系被强调为全面深化改革所需深入调查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可见高层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那么，是哪些因素在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这是培育全国统一市场面临的首要障碍。从定义上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为经济利益和政绩目标，人为阻碍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的行为，它构筑了市场的区域壁垒，造成地区封锁与分割，损害整体经济效率。

　　 地方保护主义根源深远。在改革开放之初，地方之间争夺资源以及优待本地企业、对外地企业设限的情况非常严重。但应该说，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培育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原来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体制下，本地财政收入的多寡与地方政府利益直接相关，而很多财政收入来自于国企的纳税，这就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力来以补贴、设置壁垒等手段人为扶持本地企业，乃至形成让中央非常头疼的“诸侯经济”。分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地区封锁，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发育。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明确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的流动。

　　 但时至今日，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虽有所收敛，但仍屡禁不绝，或是采取更为隐蔽的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驱动地方官员行为短期化的考核与晋升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出于追求政绩的需求，地方政府需要尽量使投资、就业和税收都留在本地，限制其他地方的企业进入争夺市场。它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较早期而原始的是设置关卡、分割市场，而较不明显的是限制本地企业购买外地产品，或者联合本地金融机构对本地企业予以资金支持，实行财政上的免税与补贴，在监督和查处违法行为时对本地企业网开一面等等。

　　 地方保护主义除了破坏不同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外，还导致其他恶果。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不惜执行环保等方面的低标准，甚至相互比拼谁更能做出环境与资源牺牲，造成地方环境危机加剧。竞争冲动还导致各地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例如近年来光伏产业在地区间的同质化竞争，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补贴和扶持，造成虚假繁荣，导致该产业在遭遇欧美“双反”时一片凋零，而地方政府又考虑以财政收入来帮助其解困。

　　 同时也要注意到，地方保护主义并不是落后地区的“专利”，只是落后地区的做法更为粗糙和刺眼。根据学者的研究，发达地区的保护主义更为隐蔽，例如对外来企业和人员在地方性收费、银行贷款、承兑清算等方面的歧视性措施来实行地方保护。而近年来在北京等大城市，随着城市非户籍人口的增多而出现的行政性的房屋、汽车限购政策，以及限制非本地儿童的入学和高考等，也可以纳入广义的地方保护主义范畴之中，因为这些也妨碍了资金与人口的自由流动。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横向的地域分割，但也应看到，在纵向维度上也存在着各种市场壁垒。统一的市场同时也应该是自由的，意味着商品、服务及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目前不同层级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同，消费品市场价格开放较早，成熟度最高，除了实行专卖的烟酒等产品外，基本都可以在全国自由流动，生产资料市场也已比较成熟，但目前的问题是生产要素市场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现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决定的，利率市场化推进步伐有限，户籍制度等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不同市场主体也在遭遇不平等的待遇，需要消除行政权力赋予一些国企的垄断地位，使之能和民企公平竞争。

　　 横向的市场割裂和纵向的市场壁垒是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很多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能够延续，都和地方政府对市场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的控制是分不开的，如对运输、通讯、物流的本地垄断妨碍企业扩张，与福利相关的户籍政策给劳动力流动制造障碍。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资本，则受制于利率不自由的限制，以及商业银行与所在地政府形成的共生关系，地方政府主宰当地金融资源，扶助当地企业，银行投资于当地企业以换取政府支持，妨碍了资金跨地区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另一个重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土地出让不遵循市场价格机制导致城市建设用地粗放消耗、城市盲目扩张和耕地保护不力。

　　 所以在这些纵向壁垒上，也需要政府的逐步退出，减少对要素价格的直接干预，将主要职能集中在制度环境的提供方面，例如提供市场的物质设施，尤其是交通、通讯、物流、仓储等。当前的当务之急是推动高速公路收费的改革，降低物流成本，破除地方经济的关卡化。当前还可特别重视网络的功能。互联网等新技术拉近市场主体的距离，让旧式的地域壁垒名存实亡，近期政府公布了“宽带中国”战略，把宽带定义为一种基本的公共服务，可以预见，网络覆盖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必将给市场主体带来更多机会。

　　 必须看到，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只是有利于一些利益集团而不是全体国民，政府补贴和市场保护有时可以让一些国企免于破产，继续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却牺牲了总体经济效率。统一开放的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势所趋。

　　 16世纪之后欧洲各地行会制度的瓦解与封建关卡的消除促进了市场的成形，为欧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德国的统一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两国的经济兴起，都与打击国内“诸侯经济”有密切关系。联邦制的美国在19世纪也存在着各州的地方保护主义，但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州际商业往来的干预和规范确保了商品自由流动，形成全球最大的统一大市场，帮助美国在该世纪晚期崛起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20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了一场跨越传统主权边界的共同市场试验，基本实现了各国经济融合，目前虽因单一货币等原因而遭遇一些麻烦，但欧洲一体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历史证明市场边界的扩展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在此方面，中国理应再接再厉。（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