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00年3月9日，香港广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华字日报》刊出一则告白：“本港同人倡建华商公局之举，经已商妥，即日开捐……祈踊跃乐捐，速成美举，是所厚望。”

　　此时，4000多里外的北方直隶地区，一个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的民间准武装组织，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而在“洋人”管治下近60年之久的香港，数量众多的华商财力日渐雄厚，他们试图以较为温和的方式，积聚力量，宣示主张。

　　一呼百应

　　牵头发布华商公局第一份筹款告白的三人，分别为总司理冯华川、司库陈赓虞及司理叶蔼山，冯氏抓全面工作，陈、叶二人分管财权和实务。

　　在20世纪初的香港华商界，这三位都是颇有来头的人物。冯华川为香港首家华资银行——中华汇理银行的买办兼地产商，陈赓虞乃旅居夏威夷的香山籍著名侨商领袖陈芳之子，叶蔼山则是专做南洋贸易的南北行裕德盛号东主。

　　冯华川等人倡议成立华商公局的初衷，是鉴于居港华商“为数日多，岛中商业，亦以华侨所占为多，非籍团结力量，无由促进华侨之商业，不有完善机构，无由联络华侨之感情”。

　　“筹委会三巨头”在香港华商中的号召力毋容置疑，筹款告白刊出后，各业行商踊跃响应，最初一批认捐者四百余人，每人最少20元，不出一个月已筹得5万多元。他们用其中的44000元在港岛中心商业区购置一处物业，余下万元装修及购置家具。于是，近代香港华商的唯一总代表机构华商公局，即日后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前身，正式挂牌办公。

　　参与捐资的华商行号各派代表共襄局务，称为值理（相当于内地商会的会董），约有七十余人，他们集会公推冯华川为华商公局首任会长。

　　据留存下来的资料，香港华商公局首届值理的阵容，可谓相当强大。比如广东台山籍商人李煜堂，他在国内首创华资人寿保险事业，业务遍布国内及南洋各埠，人称“保险大王”。他在近代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篇章，是举家加入同盟会，重金资助历次反清起义。他在港设立的金利源商号，为革命党秘密联络机关，一直到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革命党人海内外军需之出纳、军械之储存，都由金利源负责。他的女婿冯自由，为孙中山挚友及同盟会创会元老，据说“三民主义”的简称即为冯首创。

　　另一重量级人物，是广东南海籍人士何启。他早年负笈英国攻读医学及法律，回港后当上大律师，并创办一所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1892年，26岁的孙中山成为该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他也曾与香港地产及建筑业先驱区德等富商联手，合组“启德公司”在九龙半岛进行填海工程，这才有了后来使用达大半个世纪之久的香港启德机场（1998年为新机场取代）。他又是香港首位获英国政府颁授爵士勋衔的华人。

　　从时间上看，1900年春创办的香港华商公局，比号称中国内地“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1902年初成立时称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还要早上两年，而广州商务总会迟至1905年才面世，就更是相形见绌了。香港华商公局既具近代新式商会功能，兼有联络海内外华商的特色，在清末各大商埠新兴商人社团中，可谓独树一帜。

　　但19世纪后期香港华商的联合之路，绝非一帆风顺。

　　筚路蓝缕

　　1868年，南北行公所成立，这是香港第一个较具规模的华商团体，在旧式商人行会向近代商会过渡期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该公所毕竟只是一个同业组织，未能代表全体香港华商利益，每逢港英政府出台对华人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时，华人始终缺乏一个表达自身意见的有力团体。

　　19世纪70年代，以宝隆金山庄行商古辉山为首的十多位在港华商，曾联名提出建立香港中华会馆，以“联乡谊而通商情”。那是香港华商第一次跨越行业界限联合的动议。

　　1880年2月，“香港第一代华人船王”香山籍买办郭甘章、英资有利银行（曾为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买办东莞人冯明珊、南北行行商南海人招雨田以及知名报人王韬等，一共二十四位华人名流，上书港英政府，要求拨款拨地，兴建华商会馆，既为华商集会场所，兼作中西商品陈列馆，使中外商人一同受益。

　　同年9月，曾任英资和记洋行（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买办的顺德人梁安、华商首富李升、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新会人伍廷芳，以及另一位有利银行买办香山人韦玉，一共780余位华人商绅名流，再次联名要求港府拨地建立华商会馆。

　　当时的港督轩尼诗，已意识到华人对香港经济发展日益重要，采取相对开明的政策，同意拨款4万元助建会馆，并批示拨地。但一年多后轩尼诗离任，代理港督马殊担心华商会馆一旦成立，将成为有能力与港府分庭抗礼的华人团体，于是借口馆址难定，将此事搁置。

　　七年之后（1887年），华商“卷土重来”。除李升、韦玉外，还有知名商人何亚美（曾与李升合办安泰保险公司）、大律师何启等大腕加盟，趁英政府筹备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典礼之际，重提华商会馆一事。他们甚至成立了筹建华商会馆委员会，以何亚美为主席，何启为书记，还向港府提出筹建备忘录及章程共十九条，以“保护商利、搜集商情、排难解纷、增进公益”为主旨。但港府同意拨地的诺言又一次未能兑现，筹建工作再度搁浅。

　　直到1894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瘟疫，港府颁布的许多应对措施，如禁止染病人士离港、发现病症即强制隔离、病死者不能自行收葬等等，无不与华人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虽有慈善机构东华三院出面反映华人诉求，却不为港府所重视，华商们才再度深切感受到，筹组强有力的商会一事，已是刻不容缓。

　　1895年，20年前首倡创建中华会馆的古辉山再度出山，与冯华川、何亚美、李升联手，决定自行集资购地兴建会馆。次年1月，中华会馆在香港岛西半山落成，到场主持典礼的是清朝驻九龙城武官（当时中英新界租约仍未签订，九龙界限街以北仍属中国管治）。不过中华会馆会员，仅限于与华洋贸易有关的金山庄及南北行商号和商人，仍存留不少同业公会色彩，尚不能算是近代商会。

　　1899年2月，由兴中会会员、香港《南华早报》创办人之一谢缵泰发起成立华商会所，以联络感情、促进商务为目的，也是议论国事、倡议改革的论坛。同情革命的买办大商人何东（“赌王”何鸿燊的伯祖）极力赞助，出任会所首届主席。

　　中华会馆、华商会所两大团体相继成立，为香港华商在20世纪初年的大联合，最终铺平了道路。

　　潮流浩荡

　　华商公局成立的前两三年，是香港近代历史，尤其香港华人社会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期。

　　1897年，香港立法局通过议案，废除自1842年开埠以来实施超过半个世纪的“宵禁”，至此，华人夜行才不受限制。这是香港华人争取自身权益的初步胜利，也是华人地位提高的一大信号。

　　1898年，被不少历史学家定义为香港确立“远东贸易转口港”地位，跨入新发展时期的“元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第一件，是香港的地域扩展到新界地区。1898年6月，英国政府强迫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西、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及附近200多个岛屿，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新界”地区，租期99年。面积约970平方公里、居民约10万人的新界纳入香港版图，对当年的中国而言，当然有丧权辱国之耻，但对香港而言，土地增加11倍、人口增加三分之一，无疑为这个新兴的商贸港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人力资源，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件，是贯通香港与广东的铁路动脉——九广铁路，在这一年动议兴建。当时，英资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预见到粤港之间铁路交通的重要性，合组了一家中英公司，计划承建九广铁路，并争取华南及华东各区铁路的修筑权。后来于1911年10月全线贯通的这条铁路，大大便利了香港与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之间的客货运输，并接入陆续兴建的中国内地铁路网，香港作为内地与海外贸易转口港的地位，因此更加牢固。

　　据统计，1900年，香港的船舶进出口总吨位超过1400万吨，比15年前增加了一倍，1913年则增加到2300万吨，比1900年又上升了64%。香港的航线，已陆续延伸到中国沿海及内河各港口，以及东南亚、澳洲、北美、欧洲各大商埠，形成极为发达的航运网络。

　　随着转口贸易的发展，香港的金融业迅速崛起，外资及中国内地资本的银行，纷纷进驻香港，香港本地华商创办的银行也相继成立。在此前后，越来越多的香港华商崭露头角，成为可与洋商争一日之长短的重要经济力量，同时，他们也构成了香港第一个近代华人商会组织——华商公局的中坚力量。

　　曾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的中国近代第一报人王韬，1880年参与了为兴办华商会馆上书港督的活动。当时，他在自己一手创办的香港《循环日报》（近代第一份华人资本中文报纸）上发表《西人渐忌华商》一文，声称“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意为广大），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自外而自足……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尽管这位曾竭力为香港华商鼓与呼的晚清著名改革派公知，1897年便在上海去世，未能亲眼目睹香港华商的联合与崛起，但他的大胆预言，已为后来的历史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