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澳大利亚主流报纸曾经刊发过一张照片，时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会议间歇靠墙席地而坐，如同一名大学教授。作为澳大利亚选民及历史研究者，我总觉得陆克文在袋鼠国的政坛上，的确有着极为罕见的书生气，尤其是他对一些理念的执著。

　　“书生”的演讲

　　这种书生气，对于一个政客来说，实在可算是负资产——陆克文本人就遭遇了极具戏剧性的党内“政变”，在总理任期未满时被迫下岗，这与他坚持内政上的某些理想主义有关；随后出任外交部长，却又因缺乏党内的足够支持，而再次去官，并自此退居二线。彼时（2012年），他年仅55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实在还属于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

　　政治上的失意，对于陆克文来说，或许并非是件坏事：远离了权争的旋涡，他可以因此而将“书生气”转化为“生产力”，用自己的学识、阅历，为更多的政治家同僚们充当导师和智囊。这位如今的“后座议员”，凭借智慧而继续保持着影响力——有意思的是，他的影响力似乎比担任总理时还更大一些。毕竟，权力的本质并非职务和头衔，而是影响力。

　　《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载于《中国经营报》2013年1月21日A5版)，就是他的智慧和影响力的例证。这篇文章，原本是2013年年初他在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个演讲。这位精通中文、被称为“老陆”的澳洲人，全程用汉语向中国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们，宣讲他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或许是远离了权争，演讲少了政客惯常的八股腔，而有了更多的“干货”，随后也的确受到了超越礼节需要的、极高的关注。

　　当时我正在研究海权战略史，从一些中国高级军官这里，听到了对陆克文这次演讲的好评。而当我们共同的好友、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微博]给我看了演讲稿全文之后，我和芮成钢的共识就是：无论是否赞同老陆的说法，也应该推荐给更多的中国人分享，兼听则明嘛。老陆本人对文章做了些微调，随后在本报整版全文刊登，果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友谊之手”

　　在陆克文这篇文章里，最打动我的是那句话:“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区域的看法经常十分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价值观，而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观点。”的确，有无历史感的支撑，是区别“远见”与“近视”、“渔”与“鱼”以及政治家与政客、外交家与传声筒的关键。

　　而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历史经验”的确扮演了极大的戏份。人们最容易忽略的是，在中美对抗成为国际政治的“常识”之前，中美在很长时间都相当亲近。

　　自林肯政府开始，美国的扩张主义成为主流。林肯内阁的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就是美利坚“太平洋帝国”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实践者。早在1850年代，他就提出，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在别处，而“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大土地”，正是“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西华德坚信，“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因此，美国只有占领亚洲市场，才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无论是用武力打开日本大门，还是重金收购俄国的阿拉斯加，以及猎取中途岛，购买西印度群岛，进军夏威夷，争夺菲律宾，并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目的都是一个——在地缘上向中国靠拢。当时颇具争议的收购阿拉斯加，就被西华德看做是“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在对美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西华德大力推行对华“合作政策”，并最终在《蒲安臣条约》中得到体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国际公约。

　　西华德在卸任之后，曾访问中国，与恭亲王奕訢举行了高端对话，这是到访中国的第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随后，格兰特总统卸任后也到访北京，与恭亲王及李鸿章等有长时间的对话。

　　自此直到1945年，中美关系的基调一直是友好的。即便在最为黑暗的美国排华时期，在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对华工的保护还是相当尽力的——排华期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一是爱尔兰劳工对华工的屠杀，二是爱尔兰劳工与奉命保护华工的美国军警的激烈冲突，只是后者常常被中国史家忽略了。而《蒲安臣条约》更是成为国会山上抵制反华提案的法律堤坝。1909年，中美德三国甚至酝酿建立军事同盟；而在一战与二战中，中美两国不仅是盟国，美国更是在中国恢复合法权益、提升国际地位上助力甚多。

　　“新恋情”

　　通观中美交往，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共173年之间，中美友好的时间足足有94年（自1861年蒲安臣出使中国到1945年、1979~1989年），占54%；可称为对抗的时间为22年（1949~1971年），占13%；其余的57年（1840~1861年，1945~1949年，1971~1979年，1989年至今）既称不上友好，也称不上对峙，可算是模糊时期，占33%。

　　历史地看，“模糊时期”或许才是最值得研究，也最值得进行“顶层设计”或者“沙盘推演”。这个时期犹如三岔口，各方的信息皆处于不对称状态，摸着石头过海，容易在摸索中迸出火花——可能是爱的火花，随后开始一段新恋情，如同1971~1979年的摸索结果；也可能是恨的火花，随后开始一场大劫难，如同1945~1949年的摸索结果。

　　中美之间的情感史，的确给媒妁们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与活动空间。从《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一文看，陆克文所寄予期望的，是中美能发展出一段新恋情，并且，澳大利亚在其中扮演媒妁的角色。有这样的期望，在美国重返太平洋及中国警惕“C型包围”的当下，多少还是老陆“书生气”的体现，与他当年在位时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称自己在对华政策上是“残酷的现实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在老陆的“书生气”，仅仅是在目标的设定上，而在达成目标的路径及步骤方面，陆克文提出的七点路线图，还是堪称“现实主义”的。开端于1989年的中美“模糊时期”，迄今已经24年，相互之间的猜忌更深更甚，但最后结局无论是悲、是喜，是爱、是恨，有一点是肯定的：中美必须多约会、多接触、多交流，不可“难得糊涂”。如此，则澳大利亚这样有理想、有技巧、有实力、有利害关系的媒妁，的确还是大有可为的。

　　而有意思的是，在陆克文于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之前，由他的东家——澳大利亚工党执政的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明确表态：澳大利亚欢迎中国的崛起。不知在这其中，被老东家多次伤了心的陆克文，做了多大的贡献？

　　媒妁已经在行动，结局尚难预料……

　　（写于2013年4月25日，时值澳大利亚军团节ANZAC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