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周晋镳（又名金箴）是清末民初上海宁波帮的一棵常青树，但也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异类。

　　说他常青，是因为早在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务总会及总商会前身）成立时，他便作为共同创办人之一，担任首届总理严信厚的左右手（协理）。此后在上海总商会长达27年历史的18届改选中，先后五次当选总理（会长），为次数最多、任职时间最长者，且是唯一一位跨越辛亥革命前后的总商会最高负责人。

　　说他异类，一是因为他一辈子由官而商，又由商而官，几起几落，最后做到上海地方一把手（道尹），像他如此经历的商人，在宁波帮中不常见，在清末民初上海商界也少有；二是像他这样一度在商界举足轻重、风头健劲的人物，居然连其卒于何年何月，后人都无从考证。

　　周晋镳约生于1846年左右，是严信厚的浙江慈溪（属宁波府）同乡小老弟。现存有关他参与近代企业的最早记录，是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前后，当时的上海道台筹建华兴纺织新局，因其与严信厚（时为李鸿章办理盐务的得力干将）的关系，得以成为该局协理（副手），进入公务员序列。大约两年后，严信厚在家乡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中国首家机器轧花厂），周欣然加盟，是该厂长期的主要合伙人及投资者。

　　20世纪初年，宁波帮雄踞上海滩，周晋镳先后与严信厚、朱葆三、傅筱庵（清末及民国企业家、银行家，抗战时沦为汉奸，任汪精卫政权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老乡合作，参与同利机器织麻袋厂（1905年）、宁绍轮船公司（1908年）、元丰面粉厂（1915年）的创建，并成为主要股东之一。他同样热心金融业，在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四明商业银行（1908年）及华兴水火保险公司（1905年）等机构也有可观的投资，期间还曾任职上海电报总局。

　　论官衔，周晋镳是花翎二品顶戴江苏试用道，大体上跟宁波帮大佬严信厚是一个级别。但从他早期的从商特点可以看出，他不太像勇于开疆辟土、独当一面的创业家，更像兢兢业业、扎实守成的看家人，简单说，就是个当副手的好料。

　　难怪在商界德高望重的严信厚，始终对他保持信任，将他从宁波带到上海，筹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也选定其为副手兼办公室主任（坐办）。

　　当好副手的原则之一，是老领导在位时自己不能太高调，也绝不主动出头。所以1905年年底，在商会中地位远低于周晋镳的闽籍议董曾少卿，因为敢于出头号召抵制美货，人气急升，一举获选为总理，接替退休的严信厚，更有主见的朱葆三，则取代了周晋镳坐上第二把交椅。

　　直到1907年年底，严信厚已去世，一度士气低落的宁波帮，需要资历较深而各方又能接受的带头人收复上海商界的旧山河，人际关系处理圆滑的周晋镳才在众人拥戴下，首度执掌上海商务总会，并且连选连任，直到1910年年底以纾解金融风潮不力的罪名，遭清廷勒令去职。

　　清末上海金融乱局，根源在于旧政权日薄西山，政府管治乏力，救市无方，不要说历来长于守成的周晋镳，换了谁来当商会领导也玩不转。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清政府倒台后，上海商务总会“奉命取消”，新成立上海总商会，前朝“罪臣”周晋镳，倒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和同情票，又一次当上了总理。尽管他本人以年老力衰（时年约66岁）为由，登报声明请辞，大家还是一致挽留。

　　有句话叫晚节不保，用在周晋镳身上真是恰当不过。虽然辛亥之前的十年商会生涯并无显著建树，但也无大过，只是在民国初年的激荡风云中，他的保守谨慎性格让其在后人中的口碑大打折扣。

　　先是“二次革命”（1913年3月宋教仁上海火车站遇刺，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借机发动反袁世凯斗争）爆发时，周晋镳认为上海为商业都会，以总商会首脑身份反对讨袁。1915年，“知恩图报”的袁世凯任命其为沪海道尹兼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他辞去总商会会长一职，重返官场。

　　如果说到此为止，还只是政治上站队的问题，是非对错见仁见智，那稍后周晋镳公开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一步十足的昏招了。结果可以想象，违背民意的袁世凯迅速败亡，新任总统黎元洪随即将周就地免职。

　　现有的资料里关于周晋镳最终命运，只有聊聊一笔：由于卷入一单私运大宗鸦片案，他被抓捕判刑。至于这位大半生致力近代工商实业投资与商会建设的元老级商人，为何年逾古稀之时，竟落魄至此，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