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于盟北京报道

　　战争发生以前，高中或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或者国营企业，曾是叙利亚年轻人的第一选择，一方面因为待遇更好，另一方面因为别处鲜有机会，但那些没能进入“机关”里做事的年轻人——如果幸运的话——往往继承家族的事业。

　　优素福的家在阿勒颇，这里是叙利亚的经济中心，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纺织业。优素福的爸爸开着橄榄皂工厂，后来他的哥哥和他继承并发展了这份家族产业。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爸爸做事了，我哥哥虽然读完了大学，找不到工作还不是一样卖橄榄皂。”优素福会说英语，对于没上大学这件事并不是很遗憾。

　　毕业即失业的现实迫使一部分人离开了叙利亚，前往更为发达的邻国阿联酋和卡塔尔，令人惊奇的是叙利亚过半人口是侨民。

　　但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阿拉伯世界新社会流动和精英变革”项目负责人魏漫海（Heiko Wimmen）认为，这些人离开的原因不仅仅是就业难，而是不平衡的发展和体制型腐败令社会中下层的负担越来越重，所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少。

　　“体制的腐败是建立在极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基础上的，”在魏漫海看来，叙利亚的设计是，“权力中心每下放的一丁点权力，都可以为追随者带来一些物质财富，这就是权力中心维持忠诚的秘密”，但是“只要一点火星，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构即会崩溃”。

　　从大马士革到塔拉基亚

　　在一个与大马士革相邻的小城市，成百上千的家庭靠出租车收入支撑着自己，但在政府允许Maluk公司运营公交线路后，这些人的收入受到了影响。

　　出租车的收入为很多在政府或者国营企业上班的人带来额外的家用。“你想象不到一个军队的飞行员在结束了当天的训练后去开出租车，但这就是我表哥的生活，”优素福说，“后来他离开那里自己买了一辆货车，靠收集工厂的废纸箱为生。他能脱离那个地方，我们真为他高兴，去他家好好庆祝了一番。”

　　类似飞行员去开出租车的故事优素福还知道很多。“即使你完成了大学学业，你幸运地进入政府或国有企业工作，你也不太可能从事你学习的专业，会有人专

　　门来安排你的岗位，你可能是一名售货员或者货车司机。”

　　默罕默德能说流利的英语，但他只是叙利亚旅游部专职负责养护车辆的工人。工作时间之外他有一个小小的进出口生意：从中国进口螺钉螺母这种小零配件，卖到叙利亚或者约旦去。“单位的工资太低啦，我还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女儿，她英语学得很好，我将来要送她去留学。”

　　在叙利亚其他地方，生活便不像大马士革那样有希望。

　　在达拉，革命最早爆发的地方，只有贿赂当地的军官才有机会打井。达拉省也是叙利亚军队最早增兵的地方。

　　而军队也非一片净土。

　　每个叙利亚男生在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后都要服兵役，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使用枪支。“如果不想参加训练课目，可以用钱买通教官。有些有钱人的孩子完全没有在军队呆过，就买到了服役证明。我没有掏钱，所以我学过所有课目。”优素福说。

　　在西部港口城市拉塔基亚，总统阿萨德出生的地方，穷人和富人生活在两重世界里。

　　革命的消息传到这里后，反抗很快开始了。这些栖身在破旧街区的外来务工者，和那些他们所服务的中上层有着截然不同的革命理想。那些受过教育的“城里人”期待着阿萨德总统能够彻底地改革，而不用经过血腥的革命。

　　在最开始，民意并没有直接指向总统下台，民众要求的仅是每个人都可以受益的改革：允许多党制，撤销紧急状态法，允许言论自由，清算腐败官员，控制军队，司法公正。实际上最初改变的确发生：政治犯被释放，宪法中不再出现复兴党是国家唯一的领导的条目，反对党经过议会选举进入政府。

　　2011年年底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大城市里一切生活都在照旧。早上店家营业，晚上小学生排队放学，唯一的变化是街头巷尾的电视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内的变化。

　　被遗弃的大多数

　　在平定局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恐怖事件通过视频网站Youtube传播，“莫谈国是”是每个人都遵守的生存法则。两年前Facebook和Youtube在叙利亚解禁，但叙利亚国家通讯社的负责人曾表示，叙利亚希望发展自己的Facebook以替代现有的。

　　那些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反对党开始迟疑。虽然反对党的领导人当上了民族和解部长，但仍有反对党成员遭到报复。

　　曾在2005年参加起草旨在倡导民主自由的《大马士革宣言》的反对党成员Michel Kilo前往沙特，在沙特媒体Asharq alawsat上撰文称，叙利亚已经是阿萨德从他父亲手里继承来的私有财产，如果民众拒绝他的领导，那么他会将拒绝的声音永远地抹去。

　　尽管1982年哈马屠城的一幕还未从叙利亚人的记忆中消失，但已经不断有人加入了反对派。当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宗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哈马遭到军警的逮捕，而在军事行动中丧生。

　　不为生活所迫的城中“贵族”也变化起来，从转移财产开始。这些在私有化过程中获益的大商人以及小商人虽然掌握财富，但在2500万总人口里只占一个零头。

　　根据魏漫海的研究，最近10年叙利亚政府在私有化政策的指导下，对旅游业、房地产、服务业、围绕城市（首都大马士革）生活以及一部分工业（阿勒颇）予以优待，但对于城市周边、农村、农业以及国营经济鲜有关注。“不平衡的发展不仅仅来自国家垄断，是经济政策的结果。”

　　美国中东学者安娜认为，自2000年开始，阿萨德家族领导的叙利亚复兴党倡导的社会价值观不断被现实挑战，穷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极权统治的升级令民众越发不满。

　　“极权统治为新生的权贵资本家服务”，这样的声音曾经传达到阿萨德的手中。2009年一份备忘录曾经告诫年轻的总统，“民众认为政府为了富人而抛弃了穷人”。

　　但魏漫海认为叙利亚政府选择性忽视了这样的声音。“我们曾经与叙利亚的政府官员谈及此事，但他们却对此表现得一无所知，或者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不只是叙利亚，埃及、突尼斯以及摩洛哥都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如果压榨过度，民众爆发的力量将是出乎意料的。”

　　魏漫海指出，尽管曾经叙利亚的经济状况相比较来说还好，但不均衡的发展和积极的社会发展无法相容。“经济利益都是从上到下分配的，但在叙利亚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分配，因为垄断和贪婪。”

　　他认为，即使没有腐败和垄断，不平衡的发展和社会压力也会发生。“但腐败和垄断令情况更为糟糕，令差异更为显著，令那些被遗弃的群体受到更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