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勇剑

　　三十年为一代。2012年的一系列社会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年代进入了亟需社会治理的时代。对于如何具体提升中国社会的治理能力？美国公共行政学院院士、南加州大学教授邓穗欣的《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一书（以下简称规则社会）及时地展现了一项中和的选择。邓院士以“多谈些问题”的论述风格为渐进共赢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序的选择：依据十项原理，建设动态稳定、和谐共生的规则社会。读过《规则社会》的朋友，无论政治立场和价值偏好，都称道这十项社会治理原理可以为各方思想和行动的元概念。

　　《规则社会》的显要特征在于直指四大社会治理问题的本质。在中国社会治理的讨论中，国民素质问题频繁被提及。邓院士的论述表明，这是个设计的挑战，但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理由。社会治理应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低度的执行条件，以至于制定的规则不难执行。其次，社会规则越容易理解就越能够符合设计目的和获得执行效果。所以，“素质”是个懒问题，就像竖直的木头入不了门，想一想，横行就顺畅了。第二个是化解“中国复杂论”。遇到社会治理的失败，当事人常常拿地域、人口和经济成分复杂的现象来解释治理水平低下的事实。邓院士在《规则社会》中说明利用“贴近设计”和“对应执行”的规则，公共管理者可以降减复杂社会条件带来的治理难题。中国社会治理的第三个困境是关于历史文化的沉疴。对此，《规则社会》没有把现实当理想国来设计，而是提出“备防冲突”的原则和“始终如一”的原则来渐进解决旧矛盾，树立新规则秩序。对于第四个常提到的社会治理悖论：自私人和社会人的悖论。邓院士的解释打破了“先做人，后做事”的口头禅。他用中外历史和政治的事例说明，规则社会不需要以追求非凡的道德操守为设计原则，而应该以促进“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为设计原则。这样，社会可能会少几个圣人，但却帮助不少有各种各样缺点的市民自我约束成为好公民。四大社会治理的问题现象在《规则社会》中都有了对应的政策设计原则。

　　虽然邓院士明言此书为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的普及读物，故不拘泥于学术文章的写作规范，但这无妨全书的严谨。以我的个人体会，阅读完毕，倒序翻阅，就会发现十项规则自成一体，环环相扣。从“规则社会”这个系统目的出发，前五项规则说明如何做，后五项规则说明怎样想。前五为用，后五为体，做与想构成相互激荡的阴阳二部分。初实践者既可以按照十项规则的字面意思去执行，暂且忽视其中内含的原理，也仍然有功用。如果边做边想，边想边做，在不断反思前五和后五规则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乐于思考的人可以逐渐获得新知、心得，因为这十项规则的深层体系已经为实践者预留了自我创造的空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问道现矣。此乃《规则社会》的体系之妙。

　　提升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十项规则易知易从，但又饱含独到见解。撰写中，邓院士遵循“二小时阅读”原则，力求表达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快理解这十项规则，然后视兴趣和任务要求，反刍反思，自我创造具体的实践做法。邓院士认为，设计原则越简易，普遍适用范围越广，允许实践者自我创造的自由度越高。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易从，大功告成。至此，读者才会领会前五和后五规则之间严谨的体系特征。它保障了高自由度发挥而不失序。简易的十项规则也饱含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国人一致喊打的“潜规则”社会现象，邓院士给出了完全新鲜的解释，并演示了“潜规则”潜在的社会治理功效。独到并且简易，二者兼有之。这是《规则社会》的难能可贵之处。

　　《规则社会》倡导的是一项社会组织制度的系统建设。与经济生产技术相比，组织制度技术的重要性需要有相当长的历史显现期。在《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经济历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Jr.）写道：从19世纪末开始，各个行业推广普及了新公司管理制度。它是20世纪美国商业市场繁荣的重要体制资本。一个有规则、讲规则、守规则的社会治理结构也将为中国的下一波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邓穗欣 著，左小燕 译，中英双语版，德稻智库丛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