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还钱”，在东方传统上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西方传统里则是“契约精神”的要义之一。但最近一些“白条”案例又在挑战这个传统。其一是一群5到14岁的孩子为他们的农民工父母在云南大理挂牌讨薪，其二是河南孟津县一村民7万元卖粮款被当地粮管所拖欠11年，以至于家人病重也无钱治疗。这两者都可以归为“打白条”事件，一个是企业白条，一个是政府部门白条。

　　前一个案例，娃娃讨薪事件发生4天后，在大理市政府的主持下，相关企业终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后一个案例，事件被媒体曝光的当天，村民就收到当地粮食部门送去的现金加利息，国家粮食局次日还专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杜绝“打白条”等违规行为。这样妥善的处理结果，无疑让众多关注此事的人们释然。

　　然而，在我们看来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还有更为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这样的白条案例早年并不少见，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为爱人讨要薪水而鼓足勇气向温家宝总理说了“实话”，引发全社会对拖欠民工工资的大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还将“恶意欠薪”入罪，这些都大大地缓解了社会上的欠薪问题。而早些年农民卖粮却拿到“白条”的现象曾经相当普遍，后经国家多次发文、三令五申，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

　　但是，上述案例的曝光还是说明，确保农民（工）的利益仍然有相当多的事情要做，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企业与政府部门诚信缺失之处，这些案例绝不是仅涉及少数人的小事情，它是事关政府公信力的大问题。

　　简单地讨论这两起案例，它们都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进行民事活动时，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守法的原则。在通行的民法理论上，诚信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原则”。

　　在西方，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有义务遵守这最低限度的道德，包括及时有效地兑现所开的“白条”。上述案例中，拖延付款有违企业道德，也事关政府责任。温总理曾经说过：“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上述两个案例，恰恰反映出社会诚信与政府公信力的欠缺，进而也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

　　我们可以善意地揣测，在大理的农民工让孩子去讨薪其实是为了增加社会关注度，继而借舆论之力给相关公司施压。而在河南的卖粮“白条”事件中，当事人奔波十余年，以至于家人病重都无钱治疗，最终还是在媒体曝光后才获清欠。在此，我们赞赏事件发生后相关政府部门介入的及时和高效，但还是要问，在这个白条产生与反复讨债的过程中，当事政府的公信力是否一点点地被消耗？

　　据了解，在工程界给农民工打白条相当普遍，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急于招商引资，把关不严，导致许多开发商虚假注资后“空手套白狼”，最后造成的“烂尾”问题总是由最底层的农民工“接棒”；二是工程项目普遍层层分包、非法转包或是建筑企业非法挂靠，不仅导致工程质量难以保证，更让农民工工资成为“皮球”，甚至不了了之。这个过程里，当事政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因为最终，舆论的焦点都会集中于政府的不作为，进而损害政府和法律的权威。

　　“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这是温总理的嘱托，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主体之一，理应承担着弘扬道德与遵守法律的双重责任。而政府部门更是犹如一条河流，如果它不能率先履行承诺，遵守诚信的原则，那就会成为源头受污的河流，让其中下游——受其影响的企业和个人也难以保持清净。

　　实际上，我们都承认并且希望营造有道德、讲诚信、守秩序的环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有序。这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责任，更期待各级政府部门带头，成为遵守契约精神、履行承诺的模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动全社会的诚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