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资源是大国崛起的基石

　　国内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劳动力短缺担心不已，他们悲观地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会因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遭遇前所未有的瓶颈障碍，巨大的“人口红利”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喜欢这些发展论调，经历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信号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良好信号。

　　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我们大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我们才会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那些内生于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出来，而注重长期投资的普通民众信心也会走入一个正向反馈的良好发展机制之中。

　　不要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

　　拥有稀缺资本的资本家很有可能利用其所拥有的稀缺垄断权力，要挟或剥夺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富裕资源的既得利益。

　　如今的中国人在谈论中国的大国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基数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似乎只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地崛起，或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真正走入世界强国之列。

　　不可否认，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地会形成社会阶层的分裂与收入差距问题，而这些等差的财富差距不仅可激励这些先富人群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劳动生产过程中，同时市场的“正义性”也激发其他未富人群的生产投资积极性。

　　但俄罗斯的转型经历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发展故事：拥有稀缺资本的资本家很有可能利用其所拥有的稀缺垄断权力，要挟或剥夺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富裕资源的既得利益，向土地和劳动力支付远远低于市场均衡的价格。

　　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相对较低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我对俄罗斯的一项最新研究也表明，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

　　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还是非常担忧我们是不是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以我们的历史和思维惯性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夸夸其谈GDP是危险的

　　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就如竭泽而渔。

　　无论如何，这种靠出卖劳动力资源获得经济增长的模式是非常不稳定的，它不可能拥有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普通大众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长期投资信心。离开了长期投资信心，那么没人愿意对未来（哪怕只是一点点时间段）进行长期投资，每个人只关心当期的短期收益。

　　此时，整个社会就如“公地悲剧”一般，最后变成无源之水，迟早会枯竭而尽。或者说，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就如竭泽而渔，每个人过度地开发社会资源，而忘记对社会再发展进行必要的节制和再投资。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还不在于表面的GDP总量有多少，军事对抗力量有多强，而关键还在于是不是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社会的普遍大众是不是愿意为之牺牲他们眼前的利益，而把更多的关注放在社会的长期投资上。忽视了这一社会微观基础，我们就无法理解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经济强国为什么总是会被周边的小国所灭。

　　究其原因，显然还不在于经济上的财力差距，也不在于军事上的武器差距，关键就在于表面上的强国往往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消耗在内部的斗争上。或者说，那种所谓的强大是建立在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基础上。虽然暂时相安无事，但一旦周边有事，内部这些长期矛盾可能马上激化出来，甚至在还没有被周边小国击垮之前，就已经被内部有强大民众基础的反对力量所瓦解。

　　夸夸其谈GDP是危险的，因为其显然已经忘记了过往历史的告诫。

　　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谈判过程

　　各个社会阶层以及作为中立方的政府之间需要一个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在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中寻求一个数方双赢的最佳经济增长模式。

　　当然，要完成这一社会转型并非易事。在一些比较乐观的发展经济学家眼中，中国正由此转向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蜕变的发展过程。

　　不过，作为一名研究制度理论的学者来说，我还是更愿意把这一转折点说成：“诺斯谈判点”。在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看来，转折点之后的现代化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延伸，但在诺斯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不可预知的社会讨价还价过程，甚至可能会陷入激烈冲突的境地。每个拥有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是没有激励主动放弃他们那些可能的潜在收益的。

　　因此，各个社会阶层以及作为中立方的政府之间需要一个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在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中寻求一个数方双赢的最佳经济增长模式。西欧经历了几百年的腥风血雨才有了今日支撑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日本从明治维新算起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有读者要问我，中国何时才能完成这一漫长谈判过程，那我不得不坦白回答，我也没有办法对这一美好的预期做出准确的路线图计划。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旦跨越这一“诺斯谈判点”，那么高昂的劳动力报酬会让我们对长期投资信心有一个质的飞跃，而如今改革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正是一个绝好的信号。

　　□陈宇峰（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