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刀砍不动机关“滥福利”

　　应先尽快清理政府机关不合理的福利腐败，之后需加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当然莫再让政府机关主导。最后，约束政府权力，让制度真正发挥效力，则是重中之重。

　　根据有关调研机构2004年—2005年在11个省、直辖市对约2．6万名公务员进行的薪酬福利调查看，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一是福利项目设置数量过多过滥。其二是福利项目的名称设置不规范。此外，福利项目设置具有刚性，未能因时而变。半公开、不公开的福利项目多。与执行公务相关的职务消费性福利的设置更为隐性化。

　　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笔者对政府机关“泛福利”和“滥福利”现象早有耳闻。但是，仔细看了该报道，政府机关的福利之泛之滥，还是让笔者始料不及。比如，某机关仅通讯费一类补贴，就设置了“住宅公务电话包干费”、“无线通讯工具补贴”、“通讯补贴”、“特殊通讯费”四个补贴项目。比如，某部门常年按月发放“雨具费”，尽管在当地并非一年四季都是雨季。再比如，“菜篮子补贴”等福利项目，并未随着

　　公务员的福利之泛滥，委实让人“叹为观之”，它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想像空间。专家称，泛滥的福利即是隐性腐败。斯言不谬！泛福利和滥福利为何会大行其道？如报道称，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旧体制的痕迹和影响还未消除，新体制尚未健全。直接原因则是公务员福利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管理监控措施存在缺位、不到位，管理监控办法缺位、不到位。这番剖析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公务员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正因为官员掌控着权力资源，制定起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时势必向自身倾斜。诚然，面对丰盛的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单纯靠政府官员拿自己开刀太艰难也太不现实了。以公车改革为例。公车改革为何屡屡无功而返？每一次声势浩大的公车改革到头来不仅几乎于事无补，反而愈加浪费公共财政。比如，在一些地方，公车改革的直接方式是取消公车，分行政级别给予相应补贴，即货币化改革。孰料，由于车补过高，其糜费财政之高，还不如不取消公车。车补为何过高？原因极浅显，作为既得利益者，刺向自己的锥子会用力吗？一旦放弃公车，势必用更高的利益来填补。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愈加上下其手，费尽心机侵吞公众财政。一言以蔽之，这些群体业已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坚固无比，他们在福利泛滥中颐养和悠然，舒适无比，形成依赖性，又怎肯乖乖放弃？

　　因此，要遏止政府机关的福利泛滥？作为当事人的政府官员要置身度外。日前，据媒体报道，重庆市从2007年起在全国率先试行政府立法回避制度。根据该制度，在立法起草环节，如主管部门有直接明显利益关系的，原则上应该回避。此外，在评审、审查环节，相关人员如与立法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应主动回避或强制回避。往前追溯，北京市也探索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中立的专业人士或者组织起草，以避免制度建设中的部门化倾向。显然，以上种种制度设计意义重大，体现出了程序正义，有利于实体正义。既如此，这种回避制度同样应在政府机关推广和施行。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自己的刀也不愿、不忍心削自己的把，如果让政府机关人员自行放弃隐性腐败，他们断然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能力。惟有采取回避制，让中立的专业人士主导法规的起草，或可破解政府机关的福利泛滥。其实福利泛滥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恣意和不受约束，想发什么福利就发什么福利，即为明证。就目前而言，应先尽快清理政府机关不合理的福利腐败，之后需加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当然莫再让政府机关主导。最后，约束政府权力，让制度真正发挥效力，则是重中之重。

　　（19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