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百年孤独：拉美的新时光

　　

　　乔治·多明戈兹本报资料

　　走出百年孤独：拉美的新时光

　　———专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乔治·多明戈兹(Jorge Dominguez)

　　对话大师系列之二

　　本报记者 马娟 北京报道

　　其实，查韦斯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左翼的成员，因为从政治表现上看，他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一种军事独裁。

　　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它们是绝对的积极因素。中国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伙伴。

　　出生于古巴，1967年在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1968年和1972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72年至今一直执教于哈佛大学。

　　现任哈佛大学主管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哈佛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学会主席。

　　长期致力于拉丁美洲政治与经济、美国与拉美关系研究，著述颇丰，曾任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学会主席。

　　著有《古巴：秩序与革命》、《美洲西班牙帝国的陨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的民主政治》、《顺从与反抗--东亚、拉美、与新泛美区域研究》等。

　　拉丁美洲离我们太远了。或许，除了那里的美女和足球，我们大多数人对那片丰饶而苦难的土地一无所知。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以《拉丁美洲的孤独》为题，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绝望与希冀。他说，“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

　　如今，孤独的拉丁美洲一去不复返。

　　在经过“失去的1980年代”、好不到哪儿去的1990年代后，近几年，拉丁美洲经历了40多年来最好的发展阶段，拉美的经济增长强劲，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外汇储备稳定增长。在政治上，左翼力量卷土重来，席卷过半河山，用巴西总统卢拉的话说，左翼政府一个共同的执政目标就是“公平增长”。在国际上，拉美也不再仅是“美国的后院”，拉美人更喜欢关注自己的诉求。正如美国知名学者乔姆斯基在智利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的，拉美国家现在的关键任务是利用进步、正义和西半球合作的机遇去开辟自己的前景。

　　在此过程中，中国不是一个旁观者。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已经与很多拉美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外交关系。近些年中拉关系愈加紧密，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地区，前景富有活力。对一些拉美国家而言，中国市场很重要。智利、秘鲁、阿根廷及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相当于它们对外贸易的10%；阿根廷、厄瓜多尔、巴西及哥伦比亚4%-9%的进口来自中国。当然，这一过程中，合作与摩擦一样引人注目。

　　乔治·多明戈兹(Jorge Domínguez)教授长期致力于拉美政治、经济问题研究，他出生于古巴，1967年在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1968年和1972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72年至今执教于哈佛大学。目前，多明戈兹教授担任哈佛大学主管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国际事务特别顾问等职务。

　　近期，多明戈兹教授率团访京，在嘉里中心会议室，他接收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访谈中，他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笑声中，不难看出他对故土的热爱与希望。

　　两种“左翼”：目的还是手段？

　　《21世纪》：自去年拉美主要国家大选以来，左翼或中左翼政党在很多国家取得了政权，成为国际舞台上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您能讲讲拉美的左派政治力量么？

　　多明戈兹：在拉美历史上，左翼力量在大选中赢得政权的事情并不鲜见。在20世纪50～90年代期间，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智利和尼加拉瓜等国的左翼力量都曾经先后赢得大选，掌握了政权。

　　2006年拉美大选过后，目前，十余个拉美国家是由左翼政党执政。左翼政权占了拉美总面积的80%，覆盖人口近拉美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21世纪》：在这些国家，“左翼”有什么不同的涵义？

　　多明戈兹：在这些国家当中，左翼政权的表现不尽相同，有很多种，在此可以通过两个国家来举例。

　　一个是智利。智利的左翼政党社会党曾于1970年赢得大选，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但在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从此智利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后很多事情变化了。

　　如今智利的社会党又一次赢得了大选，而且是以绝对多数选票取胜，巴切莱特女士当选为智利第一位女总统。现在，智利的左翼政府不同于以往，它对市场经济，对自由采取了更加友好化的治理方法，有很优秀的执政记录。现在智利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拉丁美洲各经济体中是最快的，并且在智利历史上，这是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记录。

　　《21世纪》：智利左翼政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多明戈兹：对于这个问题，智利有一个很不错的答案，在这个由左翼政党和基督教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中，政党间有良好的合作，他们在消除贫困上作为很多：智利政府在医疗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在教育方面，提供了一些激励措施，保证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这一方面能有效地消除贫困，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经济发展培养栋梁之才。智利的左翼政党致力于消除贫困，并取得了成功。

　　另一个例子很有争议。人们可以质疑它是不是左翼政党，或者质询左翼政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讲的是委内瑞拉。查韦斯并不是一个左翼的成员。

　　《21世纪》：那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查韦斯是拉美“左翼力量”的代表？

　　多明戈兹：从查韦斯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看，他是左派力量的一分子。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左派的做法，他是在一个公平自由的选举中被选出来的总统，并且他在公平的竞选中成功连任，可见他有非常深厚的社会支持。

　　他已经试图建立了一个帮助穷人的政策体系。但他并不是去管理市场，而是去强化政府的力量，使政府成为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所以他实行了一个政策，即把许多企业国有化，许多私营企业在此过程中也被国有化了。这是一种集权主义的做法。

　　在过去两三年，委内瑞拉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石油价格的猛增，而不是依靠企业内部效率的提高。许多被国有化的企业，比以前的运营效率低下了不少。

　　《21世纪》：如果企业的收入被用来消除贫困，在某种角度讲，那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多明戈兹：非常有意思的是，委内瑞拉在消除贫困方面是比较缺乏能力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查韦斯造成的，不应该归罪于他。因为他继承了这个现状糟糕的国家。但有一种批评还是公允的，即查韦斯没有提高委内瑞拉的国家竞争力。这个国家以前缺乏实力，现在依然缺乏实力。

　　目前，委内瑞拉最主要、最重要的消除贫困的措施，就是从古巴引进人才和服务。委内瑞拉引进了很多古巴医生为其国内穷人提供医疗服务，引进了其他古巴人才，提供教育服务及其它社会服务。这并不能说明委内瑞拉政府提高了效率，只是因为委内瑞拉政府有这笔钱，用钱来聘用古巴人提供这些服务。

　　古巴政府虽然很穷，但是他们有世界一流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而委内瑞拉政府虽然有钱，但却没有能力为其公民提供服务。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能仅依靠石油能源价格增长来实现，政府应该让人民更有效率，而不是靠输入国外人才来做一些本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在这方面，委内瑞拉需要反思。

　　中拉关系：融合与错位

　　《21世纪》：自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一直表现欠佳，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您如何判断拉丁美洲未来的经济走势？

　　多明戈兹：1950年代到1973年对拉美经济来说是一个重要阶段，当时国际能源价格急速上涨，在此阶段，拉美经济的增长速度比美国还要快，比中国台湾和韩国稍慢，但比中国快很多。但自1973年到上世纪末，拉丁美洲在经济上表现很差，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继续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快。

　　为什么发生这一变化呢？是因为1973年能源价格增长以后，拉丁美洲国家对能源价格高涨的应对方式不是调整和适应，而是依靠借贷。也就是说，拉美经济的发展不是依靠产业投资，而且依靠花掉现有的钱。这种方式可以管一时，但是仅仅能够管一时。

　　在1980年代早期，这一模式崩溃了。后来的影响是，拉丁美洲国家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在这20年中，中国对拉美国家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部分的作用。

　　1990以来，中国和拉美的贸易增长非常迅速，中拉的贸易额或许对中国并不重要，大约只占中国总贸易额的4%。但是中拉的贸易增长率是同期中国同其他贸易伙伴的两倍，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在近年，中国和拉美，尤其是和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贸易，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双赢的体系，中国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农产品，从智利进口铜。中国还从巴西进口制造产品，一些巴西企业也来到中国投资，比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在中国投资支线飞机制造，恩布拉科(EMBRACO)和中国合伙公司一起生产冷冻压缩机。显然，巴西成为中国经济的伙伴和合作者。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一个是融合，另一个是错位。主要是指经济贸易关系和政治合作关系的对比。

　　一直以来，巴西在以上两个领域都与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进出口贸易额很大，也有不少的相互投资；在政治上，巴西和中国也展现出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对于错位来说有两种情况。同样可以以两个国家为例来说明，一种是经济上紧密，而政治上疏远，比如智利，智利与中国建立了一种较紧密的经济关系，但是却不建立紧密的政治关系。

　　另一种情况则相反，是委内瑞拉，大家知道，查韦斯对中国很有感情，访问过中国很多次。但是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委内瑞拉只名列拉丁美洲国家第九。因为委内瑞拉对外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石油。而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委内瑞拉的主要石油出口国。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从委内瑞拉向美国出口石油，只需要5天，而把石油出口到中国，需要绕南美洲一圈，至少需要40天，而且巨型油轮通过巴拿马运河也比较困难。

　　《21世纪》：古巴与中国的贸易情况怎样？

　　多明戈兹：古巴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很紧密。我提到过，中国在古巴投资镍工业，可以把制成品出口到中国或其它国家。但问题在于，古巴向中国的出口额仅仅相当于中国的进口额的1/6。所以，古巴在向中国的支付能力上有些问题。如何解决这种贸易不平衡的状态，也是古巴和中国两国官员互访时总是谈到的重要话题。

　　《21世纪》：作为一个古巴裔美国人，你怎么看卡斯特罗？

　　多明戈兹：菲德勒·卡斯特罗是古巴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对这个国家有着数不清的巨大影响。他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好事情的例子，我刚才在谈委内瑞拉的时候已经谈到过，他改革了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使其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改进。

　　但是，对他不能做简单评价。《21世纪》：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

　　多明戈兹：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它们是绝对的积极因素。中国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伙伴，特别是从1990年以来，中拉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增长。1990年，拉美从中国的进口占其全球进口额的2%，向中国的出口总额占总出口额的1%。目前，拉美向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上升到3%。中拉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地区，其前景富有活力。

　　对一些拉美国家而言，中国市场很重要。智利、秘鲁、阿根廷及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相当于它们对外贸易的10%；阿根廷、厄瓜多尔、巴西及哥伦比亚4%-9%的进口来自中国。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声音，比如阿根廷和

墨西哥。许多阿根廷企业家认为，与中国的企业竞争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敦促阿根廷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了

反倾销诉讼。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阿根廷提出了40项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投诉。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可能更形象：这是加拿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数字的三倍，或者是整个世界在WTO对中国反倾销案的1/10，或者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对中国诉讼案件的总和。而墨西哥经常项目赤字较大，中墨贸易逆差是主要原因，并且很多外资从墨西哥市场转向了中国，墨西哥有12个产业领域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