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自6月以来，由于国际市场大豆大幅涨价，国内食用油市场也掀起涨价潮。国家发改委为此两次约谈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食用油巨头，要求企业建立食用油价格报告制度，即从8月15日开始，定期报送食用油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

　　事情嘛，总是从不习惯到习惯，习惯的人多了，事情就成为了常态，成为了常规，成为了“常识”。自去年伊始，发改委的约谈就是如此。约谈刚开始的时候，发改委还是颇不好意思的，要么闪烁其词，要么强调是临时措施，约谈了几次，约谈者、被约谈者以及旁观者的心理预期都产生了变化，从而让对具体企业的具体经营行为的这种“微观调控”，渐渐被时间扶了正。

　　我们本身是极不赞成这种微观调控的，价格如果能够被约谈所约束，计委也就用不着改名发改委了。何况这种约谈还有亲疏之别、嫡庶之分呢。生产要素价格一涨几乎不怎么约谈，还要帮着做群众情绪的安抚工作，而消费产品价格一涨就要约谈，回过头来拿着群众情绪来劝企业识大体、顾大局。因此，这种选择性的约谈也就变成了寻找替罪羊的过程。

　　我们的不赞成还不仅仅限于此。约谈，实际上就是增加了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接触点，在因政策管制而形成的接触点中，无形之中创造了一个寻租环境，对于市场效率和行政效率而言都是一个损害。

　　约谈作为一种调控手段的鹊起，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也由此可以窥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经验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从微观市场上撤退，将关注放在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内容的宏观调控上。宏观调控效果不佳，不能再对微观企业直接二次调控。权力部分地从市场和企业后退，从而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中国经济也由此迎来数十年的高速发展。然而，近些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看到，这种后退并不是退出，而只是退却。一旦伴随着救市的有形之手的挥舞，退却就会变成进逼，权力相对于市场获得重新的扩张。而这种扩张，是以抑制经济活力为代价的。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经济经历了比较频繁的钟摆式调控，危机之前是踩刹车，危机来了猛踩油门，待到通胀势头起来，又开始连踩刹车，然而天公不作美，欧债危机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变种又变得愈演愈烈，踩刹车又变成了轻踩油门。宏观调控政策的剧烈摇摆，为政府微观调控的权力扩张提供了一个比较从容的环境，稳增长、保民生、控物价，几乎都可以成为此中的理由和借口。宏观调控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边界，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的部分还是需要靠企业自身的活力去激活。如果每次危机下都有一个破格破例的救市措施，政府和企业没有危机感，经济模式的转型也就只好路漫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