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要求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

　　收入改革方案长期以来被寄予厚望，不过，自由经济学家一直认为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微观市场，尤其是国民具体的收入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目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依然在发酵扩散，不少民营企业处于产业链末端，由于利润附加值低等原因，经营相对往年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势下，指望此类民企给职工大幅度上涨工资，明显超过了企业的现实承受力。其实，在自由竞争的民企、外企就业市场，求职者拥有相对更多的选择权，完全可以通过跳槽来获得更好的薪酬回报。但是，目前大量在国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工作的人，通过跳槽获得更高薪酬的弹性不大，企业内部一般存在严重的薪酬分配不公。比如之前媒体披露的，铁道部一个处级干部年薪四五十万元以上，而一线基层职工年薪平均只有三万元左右。

　　笔者认为，现在收入分配最大的不公在于二次分配，也即在一个工资存量总盘子下，企业高官与普通职工“划蛋糕”的内部分配不公平，政府公务员、事业在编人员与聘用人员、民企外企职工之间的体制内外分配不公，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之间的城乡二元制分配不公，这种相对隐性的分配不公，其实比显性的收入增长缓慢对劳动者权益损害更大。

　　为什么最低工资标准近年来几乎年年调整，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还是出现了用工荒？员工对工资待遇的不满还会让企业叫苦不迭，甚至出现企业集体倒闭的现象？这就说明，单一依赖最低工资标准，只会造成员工与企业双重不满，而只有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劳动者维权强化机制，才能真正保障员工获得与企业发展对等的收益增长。

　　对于国企、政府和事业单位，收入改革方案更要重视“分工资”。首先在国企中要强化职工在薪酬分配的话语权，不能任由管理层自裁自决高收入高福利归己所有。对于垄断性国企的溢出暴利必须收归国库，用作民众公共福利投入。

　　收入分配改革要“涨工资”更要“分工资”。其核心就是不分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还是民企、外企，收入增长的起点必须公平，接着要推行分配过程的二次公平，这需要打破收入按照权力而非权利来分配的等级制，最终回归民有民享的终极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