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志坚

　　当私募基金写入《中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五稿的消息传出后，一个庞大的达6000亿的地下灰色市场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私募基金究竟是怎么样的？记者有幸独家采访了 成都一家私募基金的操盘手--

　　徐总(应要求不暴露其真实姓名)，广东人，30多岁，现为成都一家颇有名气的集团公司财务总监，身上的光环甚多，硕士学位外加律师、注册会计师的头衔，颇有“资本＋知本”家的风范。在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的1991年，他便在一家沿海地区的银行设置的证券部做投行负责人，该证券部独立出来成为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型综合类券商后，便一直担任该券商投行老总。某省1998年以前的上市公司上市前的辅导及包装多为其负责。1999年后跳槽，2000年来到成都。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位“神秘”的徐先生，瘦瘦的中等身材毫无起眼之处，但铮亮的脑门下无边眼镜后深邃的眼神倒的确有些操盘手的味道。出乎记者意料之外的是，有点“酷”的徐先生竟极健谈，于是记者的“川普”便对上了徐总的“广普”。

　　这样的机构至少有10家

　　记者：你们的资金是怎么募集的呢？

　　徐总：“我们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是集团公司给的，另一部分来自一些关系密切的公司，我们有具体规定和合同，不保底、按比例分成就是了。

　　记者：“你们募集的资金是如何运作的呢？是申购新股、跟庄，还是做庄？”

　　徐总：具体的运作我们不好讲。一般说来不打新股，主要以二级市场为主。一般借主力庄家的关系帮他们锁锁仓，也就是跟庄，与散户朋友的跟庄不一样，现在我们也做一做庄，不过主要是与上市公司配合起来做。”

　　记者：“那你们的资金量有多少？是做短线还是长线？”

　　徐总：“我们是从2000年2、3月份才开始运作的，起始资金5000万，现在大约有2个亿左右。一般做一只票的时间大约3、5个月，最长也不会超过1年。比如说今年1月上市的一只中大盘新股，一上市我们就开始介入，3个月内把它从12元做到了18元以上，获利30%后我们就全身而退了。”

　　记者：“但3个月你们就可以完成从建仓到出货的过程吗？”

　　徐总：(沉默了一阵后)“可以，如果你的操盘技巧足够高，票的质地又好，市场也认可你的‘价值发现’，你就不难出货。再说还有像东方电子、海虹控股和飞乐音响等一些牛股，还不是有人在高位把货接下了吗？”

　　记者：“那你们与成都其他的所谓私募基金有联系吗？”

　　徐总：“当然会有联系，有些还是密切的合作关系，具体我不能说。但是像我们这样有一两个亿的自有资金而且融资能力极强的公司在成都至少有十家，而且还不算券商的自营盘。全国的类似公司更是不计其数，资金总量更说不清楚，有的说高达6000亿，远远超出公募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

　　记者：“现在私募基金有走向阳光地带的趋势，你是怎么看的？”

　　徐总：“有些私募基金可能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比如说最初的承诺不能兑现而引发的争议等等。但据我所知，大多数私募基金都能规范化运作，否则谁敢来。不过我想很多公司都和我们一样，也不愿意走进所谓的阳光地带，道理很简单，一切变得透明之后，就会像投资基金一样每年只有20%左右的收益，也就没什么玩的了。

　　券商第一个吃了螃蟹

　　私募基金成为热门话题还真是最近以来的事，但私募基金却由来已久，并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而“茁壮成长”。证券公司是最早参与私募基金的。在1993年，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从经纪业务转向一级市场业务，与之相应的是需要定向拉一些大客户。久而久之，双方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证券公司的角色亦顺理成章地转换成委托代理人。

　　“这部分资金大多发展成隐秘的一级市场基金”，徐总解释说。通过二级市场获得较高的收益率，上亿元的大资金远不如小资金有保证。因此，为了吸引大量资金，一些营业部就有类似的“一级市场基金”，专门在一级市场中打新股。利用营业部的优势，实现的收益率不仅较高，而且没有风险。1997年以来，随着一级市场的活跃，这类基金增长亦十分迅速。从1999年起，综合类券商经批准可以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受托管理现金、国债或者上市证券。从地下转为地上后，各券商之间在这块业务上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目前，一些证券公司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中都有雷同的承诺，如保证收回本金、保证年收益率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多资金以获取较高收入，券商就提高资金的进入门槛，目前一些券商至少要求是上千万元的资金量。“券商第一个吃了螃蟹”，徐总深有感触地说。

　　“量子基金”的种子

　　从1999年中期开始，投资管理公司成为证券业的一大热点，大量证券公司的精英纷纷跳糟出来自己做业务。他们专业知识熟悉，又有较好的客户基础，所以局面很快便打开了。“徐总就是这样的精英吧”，记者笑着问道。“可以算是吧。”他谦虚地笑了笑，喝口茶后又开始讲起他不标准但极流利的广东普通话。

　　其中，有些原本就是券商的操盘手，他们利用原来的关系从社会募集资金，或者干脆是几个朋友凑钱委托其中一个人来操作。不可忽视的是，它们大多依照美国的私募基金的规则进行运作，所以是较为“规范”的私募基金。

　　由于不受法律保障，没有“准生证”，国内业已存在的地下私募基金只能以各种变通形式存在。如果按基金的要求进行衡量，其中一些还不能算作基金。但是，考虑到特殊的环境，一旦条件成熟，它们将来很可能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说不定中国的巴菲特或索罗斯便将在他们之间出现。“这是极有可能的，真的！”徐总加重了语气说道，“优秀的种子基金孵化出以后的‘量子基金’是不奇怪的！”

　　近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被徐总的手机打断了。想必有什么事吧，这位神秘人士与记者话别后就匆匆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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