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朝民 文/图

　　泱泱华夏，农业大国。在幅员辽阔的乡村大地上，行走着一个百万人组成的特殊群体——乡村医生。郑万全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典型代表。

　　郑万全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长大后做一个有本事的人，能为乡邻造福，让乡亲们都能说个好。从医40年的他，从赤脚医生到个体诊所负责人，再到乡村民营医院院长，激励与督促郑万全铿锵前行的，一直是这个朴素的梦想。

　　“江湖夜雨十年灯”，更何况40载风霜雪雨。郑万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镌刻着荣誉与骄傲，也布满了泥泞与艰辛。

　　这是郑万全一个人的路，也是百万中国乡村医生共同蹚过的路。长久以来，他和他们的传奇，在广袤的中国乡野，被百姓传诵，然而，却被主流话语所忽略，被时代潮流边缘化。

　　“我就干赤脚医生”

　　1954年，郑万全出生在安徽和县沈巷镇郑桥村(现在沈巷镇划归芜湖市鸠江区)，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住在伯母家里，自家房子在他出生那年被洪水冲毁了，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生产队在伯母家房子办食堂，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无房户。

　　初中3年，郑万全穿着同一条裤子。因家庭经济拮据，买不起新衣服，个子长高了，母亲就找来一些旧布，在旧裤腿上接一段。他穿着那条“珍贵”的裤子，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撕破。

　　“最难忍的是饥饿。”郑万全说，“从早到晚，饿是常事。一次，看见一个同学花两分钱买了个香瓜，就感觉他家很富裕。”

　　郑万全初中毕业无缘高中，回家务农两个月。“你天生就是犁田的料！”生产队长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他忿忿地向家人提出“还要上学”的请求。后来，沈巷中学接纳了郑万全。

　　但是，郑万全的求学路最终以失败告终。1973年春天，他带着迷茫、忧伤的心情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田野上。

　　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参军、招工、上大学都和他无缘，甚至连跟父亲学瓦匠的权利也被剥夺——“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不准学手艺、搞副业。”他在种田之余免费帮人补鞋、刻印章。

　　机会不期而至。这年夏天，在和县“五七干校”学习兽医、曾当过赤脚医生的本家侄子郑代金，回家时经常帮村上人打针，很受乡亲们欢迎。郑代金比他大两岁，郑万全出于好奇，每天干完农活，就跟着郑代金打下手。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郑万全心仪已久。他的一个哥哥14岁那年，牵牛被牛角戳破皮肉得了破伤风，方圆数里求医无门，一个郎中为哥哥打了一针，针头还没拔人就死了。那一幕让他刻骨铭心，发誓要做个有本事的医生。

　　郑万全是个有心人，每次跟郑代金出诊都问个不停，久而久之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郑代金离开村里时，把自己珍藏的《药物手册》和一支注射器、两个针头、两枚针灸银针送给了郑万全。从此，郑万全不顾母亲的担忧和反对，毅然充当了郑代金的角色，经常上门为病人打针。

　　1974年，大队开始搞合作医疗，他被推荐当上了赤脚医生。当时，村上的小学缺教师，郑万全一边当赤脚医生，还一边当代课教师。为了尽量让农民看病少花钱，他苦学中草药和针灸治病方法，常跋山涉水向老中医求教。教学之余，还带领学生上山采挖草药。

　　1976年初，大队书记的侄子高中毕业，身兼两职的郑万全只能二选一。“我就干赤脚医生！”郑万全这个抉择大大出乎书记的意料，毕竟代课教师有机会转正。

　　破草屋起家的乡村诊所

　　为了弥补知识的匮乏，郑万全白天看病，晚上点着煤油灯整夜苦读医学书籍。

　　一有空闲，他就到田头埂边、山场岗坡对照医书寻找草药，亲口尝试，了解药味，掌握药理知识，他把《药物手册》背得烂熟。后来还研读了《针灸学》、《经络学》等多本医书。靠着苦读，他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理论。

　　为了取得乡亲们的信任，郑万全顶着烈日，光着脚丫，用破旧的人造革提包拎着药品，到田间地头巡诊。每天步行几十里，脚底被磨起了血泡，时间久了便变成了老茧。郑万全的医术赢得了乡邻的赞誉，他的执著同样也感动了乡亲，几年后，他声名鹊起。

　　1980年，包产到户，合作医疗停办，赤脚医生再也没有工分补贴了。此时，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回家务农，要么独自行医。目睹乡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从此，郑万全便开始了他个体乡村医生的职业生涯。

　　在家开诊所，他一没房子，二没资金，只好借伯母家的老房子坐诊给人看病，如此凑合了一年多。眼看着郑万全到了适婚的年龄，他的几个哥哥便凑钱为他盖了三间屋子。

　　婚后一段时间他就在家里看病。病人越来越多，郑万全感觉看病和生活在同一地方，不方便。于是，他用积攒的钱买砖打墙角，再用自制土坯砌墙，两间诊室盖好了，又想办法凑了几百块买药的钱。靠着这些，“郑桥诊所”开张了。

　　诊所开张，郑万全对自己约法三章：刻苦钻研医疗技术；节衣缩食、不抽烟、不喝酒，勤俭办诊室；看病只收成本费，绝不多收钱。他恪尽职守，待病人像亲人，诊所多次被县里评为先进。

　　郑万全出身贫寒，他深知农民疾苦，对农民有着特殊感情。在群众心目中，郑万全是个“菩萨医生”。他说：“农民太苦了，看病太贵了。我个人力量虽然有限，但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他们！”郑万全说到做到：在日常行医中，他从不收出诊、抢救、挂号等费用，每年为困难农民开出免费处方上万张。同时，他还为近百例老年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

　　五显乡一王姓村民患肺脓肿、肺气肿合并心力衰竭等病症，在巢湖医治无效，欠债数千元。郑万全收治后，跟踪治疗一年，终于病愈，郑万全考虑到病人家庭特别困难，只是象征性地收了几十块钱。

　　村民称赞说，在其他地方要花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医治的一些毛病，在郑万全那里花几元钱就能治好。每年春节过后，郑万全的诊所里人头攒动，外出打工的农民，临行前都要来开些常用药品带出去备用，因为他的药货真价实。

　　时任和县螺百镇党委书记段本春曾这样评价他：“和县农村出了个郑万全，是农民的福气。他作为个体医生，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服务农民，把农民看病的成本降到了最低。”截至1993底，郑万全诊疗病人100万人次，而盈利仅10万元。

　　行医期间，郑万全始终坚持自学。他虽没上过医科院校，但是通过自学，在1983年的全省乡医统考和1985年的全省医士统考中，均获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1987年全省乡村医师统考，他又名列前茅，先后取得赤脚医生任用证书、乡村医生证书、乡村医师证书和执业医师证书。

　　“非法行医”14年

　　然而，医术精湛的郑万全，却遭受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郑万全被乡邻们称为“小神仙”，因为他不仅能治常见病、多发病，还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绝招：“怪病奇治”。可是，当许多白内障患者满怀希望找到郑万全时，他却无能为力。郑万全立志要当全科医生，1993年春，他决定去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进修。

　　进修期满归来，沈巷镇沈巷村“两委”干部多次登门，邀请郑万全到沈巷村办卫生室，郑万全婉拒：“在你们村办卫生室，离镇卫生院近，他们肯定不会同意。”不久，沈巷村“两委”做通了有关部门的工作，同意复建村卫生室。于是，沈巷村“两委”决定用3亩地，实施这项“民生工程”。

　　面对优厚的条件，郑万全满心欢喜，把郑桥诊所盘给本家侄子，自己带着10万块钱积蓄，来到沈巷村准备办卫生室。

　　始料不及的是，卫生室刚要动工，沈巷卫生院的新任院长出来反对，镇上有关负责人也不同意了。

　　郑万全进退两难。沈巷村村支书王世金说：“不要急，县卫生局一定会让我们办的，明星村(沈巷村)必须有卫生室，这是上面规定的，何况村里原来就有卫生室，只因赤脚医生离开才停诊两年，现在只是恢复，他们没有理由不同意。”于是，村“两委”不断向各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强烈要求，但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

　　无奈之下，郑万全和村里议定，双方各投资10万元，办个门诊部，一边盖房子，一边等待批复。房子盖好了，但批复杳无音信。王世金见每天大量涌来找郑万全看病的人，便叫郑万全先开业。

　　1994年12月8日，郑万全门诊部开业一周，和县卫生局派人到郑万全门诊部宣布：不发执照，不准营业。沈巷村干部和郑万全则搬出当年卫生部颁布的相关条例，和卫生局领导理论。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门诊部不能正大光明地为群众看病，郑万全不得不偷偷摸摸地为乡亲看病。

　　此间，沈巷村“两委”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材料递上去，就泥牛入海。郑万全的大哥郑万源作为当时安徽省人大代表，还投书一家健康类报纸反映情况，没成想文章见报后，却惹恼了和县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他们派人到报社解释，称来信歪曲事实。

　　为了捍卫权益，村“两委”和郑万全把县卫生局告上法庭。官司还没怎么打，倒是沈巷镇派人先查了王世金的账。问题没有查出来，但是在随后的一次会议后，王世金的书记职务却被免了。新支书上任后，撤销了起诉卫生局的诉状。

　　在经历一个个坎坷之后，郑万全愈挫愈勇，行医的决心更加坚定。

　　他一边忙着给病人看病，一边忙着为门诊部取得合法身份而四处奔走。媒体对郑万全事件的关注引起了时任巢湖地委副书记朱新民的重视。

　　在朱新民的安排下，和县有关部门负责人找郑万全谈话，并承诺会尽快解决他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因种种原因并未解决。此事一直拖到2008年。当时郑万全门诊部，每天能看两三百个病人，连续看了14年！

　　为何不给办证？郑万全猜测说：“政府部门是不是担心我的门诊部会冲击公立医院？实际上，导致办证难的真正根源在于两种医改思路的较量：一种是政府主办模式，另一种是引入市场竞争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要想使高额垄断价格下降，市场竞争和开放市场是最佳选择。”

　　如鲠在喉的“被刑拘”

　　在40年的行医生涯中，让郑万全最痛苦的事就是“被刑拘”。

　　2008年元旦，已经过了中午下班时间，郑万全像往常一样，还在门诊部看病。突然，一位老妇挤到最前面，说她丈夫陈某有急病要先看。询问病情后，郑万全劝其转院，但老妇不肯，一个劲地软磨硬泡。这时患者的女儿也赶来苦苦哀求：“我爸吐泻两天没吃，你先给他吊点水，下午再送他到芜湖的医院去。”

　　郑万全无奈之下，给病人开了消炎吊

　　针药。下午两点，护士对郑万全说，陈某吊完针水，好多了，自己回家了。下午4点左右，其家人跑到门诊部告诉郑万全说，老头子快不行了。

　　次日上午8点，死者亲属把老人的尸体抬到门诊部，硬说是郑万全的医疗责任事故。

　　1月2日下午，郑万全被叫到沈巷镇政府。在镇政府，郑万全一再申述医院和自己没错，如死者家属认为有错，待鉴定结论出来，有错加倍赔偿，或先交钱抵押。但和县公安局没等鉴定结果出来，就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将郑万全刑事拘留。

　　其间，沈巷镇一负责人对郑家人说：“给死者家属15.7万元，郑万全就能放出来。”郑万全的家人设法凑足了钱，悉数交给镇政府。1月9日，郑万全被取保候审。

　　郑万全强烈要求和县公安局对死者进行尸体解剖、死因鉴定。3月19日，和县公安局出具了尸体解剖鉴定结论通知书：“……陈某较符合患冠心病而发生心功能衰竭致死。”当日，解除取保候审，并以“不构成犯罪……决定撤销此案。”

　　郑万全被刑拘，导致门诊部停业一个多月，正在建设中的“郑万全医院”被迫停工。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2008年1月30日，郑万全还在取保候审期间，和县卫生局给郑万全门诊部颁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了这证书，郑万全整整等了14年！当年12月23日，和县卫生局又给“郑万全医院”颁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看着证书，他心里五味杂陈。

　　自己无故被刑拘，没有道歉，没有赔偿，而且家里人无故交的15.7万元也一直没有退还。郑万全气愤难平，一纸诉状将和县公安局和沈巷镇政府告上法庭。但是，此事至今仍是不了了之。

　　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医”

　　郑万全救治的病人数以万计，在江淮大地他被老百姓称为“神医”。在成千上万的成功救治病例中，让郑万全声名大噪的就是“倒立救小孩”。

　　一天凌晨，“嘭、嘭、嘭——”门被急促地敲了几下，接着听到男子的哭声，刚刚入睡的郑万全赤脚跑去开门。那男子哭着说：“我孩子在卫生院不行了。”郑万全边问边向卫生院跑去。来者叫陈昌安，沈巷镇裕珠村人，5岁的儿子睡前好好的，晚上11点多钟突然神志不清，两眼上翻，嘴唇发紫，呼吸困难，在卫生院抢救了1个多小时不见好转，院方一再要求转院，但呼吸几乎停止，无法转院。

　　在卫生院看到患儿时，郑万全确信患儿是呼吸道异物阻塞。他要立即进行环甲软骨切开，可患儿家长坚决反对给孩子切开喉管。无奈，郑万全只好先给患儿做仰卧人工呼吸，但是没有效果。于是，他将患儿两腿提起，倒立抖动，然后放在自己大腿上，使其头部后仰，使得气管拉直，再以左手食指伸入小儿口腔，将舌根前拉下压，右手用力叩击其背部三次，辅以压背人工呼吸，但气道仍然不通，又立即使小儿仰卧，右手用力叩击胸部三次，实施压胸人工呼吸，还不见奏效。继续采用上述方法抢救，当再次进行仰卧压胸法人工呼吸时，突然从患儿气管中喷出约2寸长的条索状半溶物，患儿呼吸道顿时通畅。再接着做人工呼吸，大约30分钟后，患儿突然“哇”地哭出声来。

　　患儿父母这才忽然想起，儿子入睡前，嘴里的确含了一块奶糖。

　　盛夏的一天中午，一个中年妇女赤脚抱着她5岁的儿子，找到郑万全。郑万全瞅见患儿两眼上翻，手微微抽动，呼吸几乎没了。郑万全赶紧把孩子弄到自家竹凉床上，立即针刺人中、涌泉等穴位，交替进行口对口及仰卧压胸法人工呼吸。经过连续6个小时抢救，患儿恢复了自主呼吸。“那天小孩得救后，我的腰直不起来了，眼睛看外面的天都是红色的，小便涨得解不下来，全身衣服湿透了。”想起这些往事，郑万全说，“像这样的拼命，我记不得有多少次了，目的就是不想让生命的万分之一希望丧失救治机会。”

　　郑万全之所以医术高、医风医德好，是因为他在行医中坚持了“八个为”，即“嘴为人、眼为人、耳为人、鼻为人、手为人、腿为人、心为人、脑为人”。这既是他行医的道德准则，也是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其中的艰辛鲜有人知。

　　每天面对两三百号病人，郑万全每天工作16个小时，没有正常节假日，一日三餐，难得按时吃饭，常常忍饥、忍渴、忍大小便，因为病人排长队等着他看病。他得了胃溃疡、胆囊炎，还有反复发作的口疮。牙周剧痛长期折磨着他，已经掉了七颗牙。有段时间，白天他坚持为人看病，晚上拿着手术刀对着镜子，把自己牙周脓肿切开排脓，真正体验了“痛如刀割”的滋味。

　　凭着执著追求和拼命奋斗，郑万全摸索出很多堪称“郑氏独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他先后在《中华医学研究》、《中国医药》等国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33篇，共20多万字，并有论文获国际学术大奖。他独创的针刺治疗面神经麻痹、肩关节周围炎“扳肩疗法”为世界首创。他还曾应邀前往欧洲7国和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郑万全从医40年，共开出处方近150万张。据不完全统计，有近20万人次受到他的免费或优惠治疗，他日诊病人两三百人，近万人被他挽救了生命。“这个医院最大的亮点，就是用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病看好。”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业海教授评价说。

　　如今，一幢近8000平方米的“郑万全医院”综合大楼，矗立在沈巷镇中心位置。医院占地57亩，绿树成荫，花草相拥，在当地老百姓眼里，这就是全国最大的乡村民营医院。

　　为乡村医生的命运呐喊

　　曾经，和郑万全一样的中国赤脚医生总数达146万多人，平均每个生产大队至少有2个人，但不是所有乡医都能像郑万全一样破茧成蝶。郑万全说：“我要为广大乡村医生呐喊。”

　　“收入低是大多数乡村医生的共同境遇。而资质，是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门槛。”郑万全说，许多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乡村医生渴望取得真正的医生身份。然而，经过一系列考核、培训所取得的学历和证书，包括“乡村医师”的职称，都是“地方粮票”。乡村医生不是国家正式医师，要取得正式医师资格，还需进行资格考试。这一道门槛将大多数以全科为主的乡村医生拦在了国家正式医师队伍之外。

　　郑万全说：“医生看病最关键的就是经验，能够坚持下来的赤脚医生，他们已从不会看病历练到真会看病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看病经验极其丰富，农民还是非常需要他们的。但是，国家实行的执业医师考试制度，与赤脚医生的‘全科’特点相悖，不符合农村实际。”

　　“国家一方面给我们处方权，让我们给农民治病，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承认我们是一个正规的医生。”郑万全对此很是感慨，“‘赤脚医生’与‘民办教师’，这对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双胞胎’，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和命运。如今，民办教师早就逐渐转为公办，享受财政工资了，而赤脚医生的待遇没有从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予以明确，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郑万全说：“乡村医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维护乡村医生的正当权益，就是为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做好事。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解决乡村医生基本待遇问题，加快建立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及政府补助标准，建立规范乡村医生从业行为及绩效考核工作机制、调动乡村医生积极性的鼓励政策和奖惩机制。”

　　“天下第一乡村医院”梦

　　站得高才能望得远。郑万全医院的发展之路，与郑万全的眼光、志向和努力紧密关联。

　　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郑万全医院打造成天下第一乡村医院，尽快总结出它持续发展的规律，以期用微型医院(介于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之间)形式推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造福中国农村百姓。”

　　郑万全的梦想，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他有点狂妄。

　　他解释说：“天下第一乡村医院是老百姓送给我们的美称。我体会，什么叫天下第一？不是房子最多，也不是专家教授最多，也不是设备最好，而是以最少的钱看好病，最好的疗效看好病，最短的时间内看到病，最好的心去为病人，病人对医院对医生最信赖。”

　　“目前，郑万全医院已经具备了扎实基础，但离我心中的天下第一乡村医院还有很大的差距。下一步，我们将在完善医院特色项目服务机制的基础上，准备在基础建设上有个大动作，即融资建立一幢万全大厦，让乡亲们有一个舒适的就诊场所。过去，这里的农民一生病就到城市去看，现在，城里的人生病后经常到我们这来看。”郑万全说。

　　郑万全现在是声名远播的乡村医生了。但他在生活上依然非常节俭，也许是小时候穷怕了吧。他一双160元买的旅游鞋，整整穿了16年，鞋底“开花”了，补了数次。袜子烂了，就两双拼凑着穿……几十年了，他就买过两次像样的衣服，一次是出国，一次是女儿结婚。他住的是一间发霉的小房子；每天步行上班。除了给乡亲看病，就是谋划医院的发展战略，或者写诗，已出版了诗集《悟诗》。他有妙论：“人身有病用药治，思想有病用诗治。”

　　……

　　郑万全是中国式乡村医生，怀着悬壶济世的梦想，有奋斗，也有牺牲；有忍耐，也有挣扎；有欣喜，也有痛苦。郑万全实现了从探索者到先行者、从先行者到引领者的嬗变，他变轨之后的柳暗花明，或许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建院为民、行医便民的草根医院将成为推动农村医疗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有益力量，或许，将在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中留下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