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科技战为何彻底失败？|美国_新浪财经

作者：北山浮生

美国精英的头脑中，似乎存在一种理所当然的假设：

美国是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其他国家取得的任何科技进步，一定都是从美国偷窃的；

只要限制这种偷窃活动，就可以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从而让美国保持世界先进地位。

这种美国天下第一的心态，成为美国打击华为等中国公司，发动对华科技战的思想根源。

然而现实却啪啪打脸了。

11月26日，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发表了一篇《美国对华科技战为何适得其反》的文章，反思为何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如何被搞砸了。

作者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和经济事务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斯科特·肯尼迪）。

甘思德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导致北京的领导层比以往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这是造成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北京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日益增长的压力的回应。

尽管西方的限制具有破坏性，但收紧的控制也刺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他说：“当我最近问及美国的限制是否无意中激励了中国的科技努力时，一位参与这些政策审议的美国官员反驳说，‘他们难道不是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吗？’答案是一个断然的‘不’。”

美国司法部限制美国科研机构与中国的学术合作，以及限制中国学生来美学习高科技，将导致美国科技学者的生产力下降，因为美国许多高科技产业的科技人员来自中国。

甘思德指出，过去五年，中国在半导体设备和工具的最先进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北京也试图开发几乎完全基于中国组件的高科技解决方案，以“删除A”——即从他们的供应链中删除美国（American）技术。

甘思德进一步表示，美中科技冲突曾经是中国官方关注的焦点，现在已成为国有和私营企业商业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还是出于商业雄心，中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都把眼光放得越来越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些领域，旨在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反而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进步，包括研发、制造业产出和出口中更大的国内含量。”甘思德写道。

虽然中国半导体产业因为美国的全力打压而遭遇一些困难，但甘思德承认，在其它一些领域，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技术领域，中国正在竞争中战胜美国。中国也是越来越多进入后期试验并进入全球市场的创新药物的来源。旨在阻止中国获得西方技术的技术限制，正导致他们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全球化，并建立了广泛的跨国网络。

美国对华高技术全力封堵，其实也在反噬美国自身。

甘思德表示，华盛顿的各种经济安全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某些目标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会减缓其他目标的进展。此外，美国政策制定者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如何适应美国的限制。美国的经济科技安全措施塑造自身技术轨迹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

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发动科技战，以及科技战为什么会失败，都可以从美国自身的科技发展史中找到答案。

美国不仅不是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它才是长期从旧大陆偷窃智力成果的一方；

当它切断与中国的来往，不能利用来自旧大陆的顶尖智力资源，必然会导致美国系统性的科技倒退；

美国采用的打压中国的方式，恰恰是激励中国进步最好的方式；

正是美国的打压，使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这也体现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技术封锁与偷窃

科技是一种智力成果，也是也是一种无形产权，很容易成为偷窃的重灾区。这方面，早期美国更是典型。

在特朗普1.0时代，担任CIA局长的蓬佩奥，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这个表述真不是夸张，而是实事求是。

美国经常攻击中国公司偷窃美国技术，因为美国当年，确确实实是通过“撒谎、欺骗、偷窃”的方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在强大之后，再由各种大儒为其辩经，添加美轮美奂的外衣进行粉饰。

在特朗普治下，我们将看到一个愈加本性暴露的美国，“撒谎、欺骗、偷窃”也必然成为MAGA运动的组成部分。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及其仆从，也将会千方百计从中国偷窃各种技术成果。

所以，从特朗普上台之后，我们看到美国不断撕下伪装，"礼崩乐坏”，而这一趋势未来还将不断加剧。

美国独立后，为防止工业技术外泄，便宜了美国这个逆子，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移居美国采取大量限制措施，比如限制航船所载移民数量，明确禁止工匠移民美洲，尤其严厉禁止纺织业主和熟练工人，后来进一步拓展到禁止钢铁业和煤业工人离岸。

从1795年起，外国船主被要求向英国提交乘客名册，提供他们的年龄、职业、国籍等相关信息。向美国移民的英国工匠和制造业主，一经发现即予逮捕，前者往往被剥夺公民权和财产，后者则被罚款和送进监狱。

180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旅客法》，进一步有效阻止经济困难的工匠和产业工人移居美国。为了防止技术泄密，英国人极少同意外国人参观本土的棉花加工设备，并将盗窃蒸汽纺织机器设计图案定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句话，英国人就像防贼一样防着美国人偷取他们的先进技术。而在美国方面，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千方百计地吸引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资金、技术、人力流向美国。

英国老爷们，要防止技术外泄，你好歹给这些“大国工匠”们高薪啊。但是带英在不做人这方面，一项是独树一帜的。英国资本家哪管你有没有技术，剥削起来可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惨绝人寰，一言难尽。

英国的技术封锁措施，恰恰成为激励美国国家资源向技术倾斜，追逐技术自主的强大动力。

与英国的封锁针锋相对，美国推出了针对来自英国的技术创业者的“招商引资一条龙服务”。

只要你有技术，哪怕只是个穷光蛋，来了美国，只要经过一个小小的入籍宣誓，就可以直接变更为美国籍，然后就可以在美国申请专利（根据1793年专利法，这个技术不需要是新的，哪怕就是剽窃已有技术都行），获得联邦政府保护的垄断专利权；根据技术的市场价值，华尔街有大量的风险资本参与投资，美国土地基本都是白送，税收优惠什么的也不用说了，都是前若干年免除。

除此之外，汉密尔顿还采用了很多见不得光的手段。

例如，他指使副手坦奇.考克斯设立鼓励出售技术秘密的奖金系统，还派商业间谍去英国偷窃机器图纸。美国商会、制造业主也千方百计吸引英国工人，或派人到英国进行游说，或在英国报纸上登载招聘广告，许以重金报酬。

美国那一时期涌现出不少出色的商业间谍，其中的佼佼者——工业大盗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是英国大牢的常客。但因为英国的技术封锁，使得美国的技术偷窃带有了民族正义性，托马斯·迪格斯的所作所为，被总统华盛顿以及汉密尔顿褒扬有加，称他为“民族英雄”。

美国人多管齐下，开出的条件实在是太优惠，太有诱惑力了。英国的技术工人、工程师乃至一些中小制造业主，就是冒着坐牢的风险，也值得搏一搏，说不定就单车变摩托。许多技术工人闻风而动，有些人甚至藏身木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追寻“美国梦”。

美国工业革命之父

出生于英国纺织之乡德比郡的萨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1768年6月9日－1835年4月21日），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学徒工。1789年的一天，他偶然翻阅德比郡的地方报纸，意外看到了一则美国重金招聘纺织技师的广告，赏金为1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斯莱特当即下定决心，去美国去开辟自己人生的新天地。

尽管签有“忠诚守护商业秘密”的契约，并且要冒着坐牢的风险，斯莱特下定决心后，连家里人都没有告诉，用报纸广告上留下的联络方式找到了一名联络人。这个联络人，就是汉密尔顿派出的千百个商业间谍中的一个。在对方的帮助下，斯莱特改名换姓并化妆成一名农民，逃过了英国当局的出境监察，偷偷溜上开往费城的轮船来到美国，辗转来到罗德岛。

1790年，在一位铁匠的帮助下，斯莱特凭着惊人的记忆和机械制造技能，复制出了英国的阿克莱特纺织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母机，也是被英国人视为“国家机密”的宝贝。他的复制非常成功，1793年，斯莱特和他的合伙人在罗德岛上建起了美国第一座装有阿克莱特纺织机的工厂，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手工纺纱技术的生产系统在北美大陆出现了。罗德岛由此成为美国北方纺织工业中心。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前身就是在斯莱特的带动下，建立的罗德岛第一批纺织工厂之一。

到1809年，已有50家棉纺厂在新英格兰等地同时开工，斯莱特等人打造了美国最早的机械纺织帝国。

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界盗取火种，给人间带来光明；斯莱特从英国那里盗取的技术点燃了美国的工业革命火种，点亮了美国经济的未来。美国人将斯莱特看作改变美国工业历史的英雄。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年3月15日─1845年6月8日）称斯莱特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

在斯莱特的祖国英国，斯莱特则成了叛徒的代名词。斯莱特成功复制阿克莱特纺纱机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后，英国报纸纷纷指责斯莱特是“国家的叛徒”“美国人的帮凶”，声称其一旦回国就要对其施以绞刑。

美国就是采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方式，偷窃了英国的先进技术，打造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历史学家杜伦.本.阿特（Doron Ben-Atar）在其所著《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袖的方式，乃是借助其对欧洲机械及科技革新成果的非法占用。”

史上最疯狂的科技掠夺

即使美国长期从官方到民间，不遗余力地从欧洲大陆偷窃科技成果，但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美国的科技水平距离世界顶尖水平，仍然存在相当长的距离。

二战接近结束之时，美国、英国和苏联已经迫不及待地纷纷展开对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及技术人员的掠夺与分赃。

其他国家的技术掠夺，都是军事胜利后瓜分战利品的举动，属于“搂草打兔子”顺手为之，美国跟他们的差别，就如同激情杀人的犯罪者和职业杀手的区别。

由于其技术盗窃的悠久历史，美国专门制定了专业性、系统性、彻底性和全面性与一体的国家级技术盗窃计划，分得了其中最大的一块蛋糕，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一举奠定了直到今天的科技领先地位。

美军最初将这一行动命名为“遮盖行动”（Operation Overcast），其计划至少在战争结束前两年就已经完成。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最终改名为“回形针工程”，其机密级别为最高级。

1946年9月，接替小罗斯福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回形针行动”计划。这次批准不过是走个形式，在此之前该行动早已先斩后奏，秘密展开多时。

早在德国正式投降之前，隶属于回形针行动的数百名科学家、工业家、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团队，组成了数百个专家小组，往往只落后落后军事部队几分钟或几米，他们决心刮地三尺，没收一切有用的东西，连一页有用的纸都不放过，彻底将德国精华“吃干榨尽”！

实际上，“刮地三尺”这一形容远远低估了他们搜索的精细程度。比如，德国专利局把一些最关键的专利藏在了一个1600英尺深的矿井下，但嗅觉灵敏的美国人仍然找到了它们。

这几百个小组预先挑选和做了精心准备，每个专业领域的科学、工业和军事领域的专家，他们最有资格判断哪些材料在他们的领域是有用的或有价值的。有几个小组专注于军事项目，然而大部分小组隶属于美国商务部技术工业情报处，他们的目标是——将德国整个工业体系搬到美国。

此时，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已经基本成型。大公司、军队、大学与科研机构结成了关系紧密的利益同盟。回形针计划与其说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倒不如说是服务于这些与军工密切相关的企业寡头的商业利益，以使得他们在战后能够获得市场竞争中的绝对优势。

他们的任务是检查德国工业的每一个可能的分支部门，收集任何有价值或者可能存在价值的信息，包括文件、专利、工艺、原型、模型、工作样本以及美国工业企业可能感兴趣或使用的任何信息。每个小组都没收了数百万页的文件和无数吨的设备和产品样品。每一种规模的德国公司都是调查的目标，如果它可能包含对美国公司有潜在用途的研究或产品的话。

甚至国会图书馆也有自己的专门小组，负责查找和没收所有可能对美国公司有用的德国书籍和期刊。德国的所有大学、研究所、专利局、各类实验室、所有政府机构、研究理事会，以及各类图书馆，都被洗劫一空。后者不仅包括公共图书馆，也包括德国公司内部的图书馆，如I.G.Farben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多尼尔公司、梅塞施密特公司、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和数千家其他公司。这数千家公司的内部研究机构中所有的文件、出版物和专有信息都被洗劫一空。对整个工厂和实体生产设施，如梳如篦地仔细梳理，不放过任何可能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

德国公民被迫签署文件，证明他们交出了“所有的科学和贸易数据，如果没有，就会接受后果”——这个后果往往意味着就地处决，而其中大多数都是与军事项目完全无关的企业工作人员。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到底多少人因此死于非命根本无从得知，因为只要把他们归为负隅顽抗的武装人员，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将其击毙。

其中，还有专门的摄影小组和缩微胶卷记录小组，每天24小时工作，记录德国的发明。沃克说，仅在赫斯特公司，美国就派出了100多名研究人员，他们“狂热地在40个OTS（工装样件）文件记录摄像机之前，这些摄像机每个月向他们传送超过十万英尺的缩微胶片”。为了从可衡量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美国每个月从Hoechst那里提取数百万页的文件。这就是美国窃取德国科学和商业机密的规模。

丹尼尔·W·迈克尔（Daniel W.Michaels）就此撰写了一系列信息丰富的研究文章，一篇题为《伟大的专利劫案》（The Great Patents Heist），文章充满了细节和背景。迈克尔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国防部和海军海上情报中心担任德语翻译，对这次盗窃的程度有着丰富的个人经验。“承认移民为我们的繁荣和伟大做出了贡献，美国人的自豪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的大量科学领先和繁荣来自于一战后德国的专利和发明，而在二战后更是如此。”

迈克尔指出，世界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可能发生在1932—1945年间的德国，而正是这一德国科学研究的失窃，助长了美国战后的技术繁荣。正是杜鲁门的第9604号行政命令——他指出，这一命令也被称为“窃取许可证”——构成了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抢劫，盗窃了当时存在的所有德国的知识产权、产品、工艺和专利。杜鲁门的第9604号行政命令规定，扣押在德国发现的“科学和工业信息，包括有关科学、工业和技术过程、发明、方法、装置、改进和进步的所有信息”，并且“不论其来源如何”。

今天，美国展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伟大表现，同时否认过去或现在通过秘密或不诚实措施获得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的任何努力，拼命坚持其间谍活动和其他努力只处理“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问题。当面对这些披露和随后的项目梯队时，这些否认可以很容易地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谎言。

一位华盛顿官员把美国对德国的技术掠夺，自豪地称之为“这是对整个国家智力的首次有序利用。”

从德国获取的知识丰富程度和技术复杂度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以至于美国几乎在一开始就意识到，简单的没收和汇报将是无可救药的不足。

举个例子，美军找到了100多枚新制造但仍未组装的V-2火箭的部件并将其运回家，但发现他们不知道如何组装这些部件，也不知道火箭如何运作的科学原理或机制。

从这一困境和众多工业领域的其他困境中，美国人意识到，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那样，他们远远落后于德国，他们甚至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利用他们偷来的东西。

他们发现，除了把理解这些知识的人也一起弄到美国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美国国内有人强烈反对美军利用敌人的技术人员为自己服务。根据美军有关规定，禁止任何人与战争罪犯私下打交道。美军情报部门发现，几乎所有需要带回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都与纳粹党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甚至有犯战争罪的嫌疑。美军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决定绕过那些规则秘密行事。美军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拘捕营”，将成千上万名德国专家转移到美国，其中包括1600名纳粹科学家，囊括航天、生物、医学领域的顶尖人才。

1987年，汤姆·鲍威尔（Tom Bower）写了一本题为《回形针阴谋》的书，其中详细说明了仅对美国军方而言这些德国科学家的进口范围和价值。他列举了美国从德国获取的、当时远远超出美国能力的数十项科技成就，它们包括：先进的飞机动力装置、制导导弹控制、飞行中加油、高温合金、精密光学、红外探测器、新柴油机、新燃料和润滑油、高空侦察和测绘、声学武器、以及一个以八马赫速度运行的风洞——这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风洞性能的三倍！

在对这本书的回顾中，出版商写道：“鲍威尔的揭露是令人震惊的，累积起来是毁灭性的。……会吓坏读者的。”

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纳粹战犯，那么再接收一些“有用的”日本战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时日本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德国，甚至还不如美国，唯一看得上眼，就是远东731部队做的那些秘密人体实验和生化武器研究。于是，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成为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科学顾问。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就是新冠病毒的实际“发源地”。

从石井四郎那里，美国人获取到731部队的细菌武器人体试验报告、细菌武器对农作物和牲畜的摧毁效果研究报告，还有石井四郎亲自撰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此外，还有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其中包括炭疽、鼻疽和鼠疫的相关人体实验资料、报告及大量照片。

作为交换，石井四郎及其同事们都被免于起诉，战后依然活跃在医学研究的舞台上，成为受人尊敬的教授和科学家。

安德鲁·沃克（Andrew Walker）在2005年11月21日一篇题为《回形针项目：月球的黑暗面》（Project Paperclip—Dark Side of the Moon）的BBC新闻文章中，更加详细介绍了，60年前这些引进的德国科学家，是如何为美国提供它至今仍然领先的尖端技术的。

除了军事方面，美国人还强行进口几乎每个行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专业工匠，包括钢铁、金属制造、玻璃、瓷器、印刷、染料和织物、电子、乐器、汽车制造、飞机设计。这份名单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除此之外，德国还被剥夺了所有已有的知识产权，而且由于德国故意被排除在国际专利联盟之外，因此不能申请专利或利用任何新的发现。

所有新的德国发明或科学发现都被美国没收，而且由于嵌入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美国项目梯队的大规模和压倒性渗透，美国间谍活动将很快发现任何新的德国发明。

在数以万计且尚未统计的最有用的知识候选人被转移到美国之后，这些人被关进了集中营，被广泛称为“艾森豪威尔死亡营”（Eisenhower’s Death Camps）——他们接受了情况汇报，并按照其价值分配其安置地点和岗位。最后，那些“听取汇报后而不是特别有价值”的人要么被直接处决，要么被饿死。这些德国平民因饥饿而死亡，是一个有计划和蓄意的过程。

为了使局势永久化，1955年5月，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在夺取德国工业机密方面的不当行为”，迫使德国签署“巴黎协定”，并“放弃对占领期间盟军行动的所有主张或反对”。德国专利局被关闭后重启时，首批分配的专利数量为800001件，显示美国总计至少从德国掠夺了约80万件原始专利。

同样的事情，美国在冷战结束时又复制了一次。苏联解体后，从工厂、设备、武器、货币、黄金，到技术、专利、文物、档案乃至人才，凡是前苏联有的，无论新旧好坏，都被西方派代理人、中间商和买办们拿走。

至于科技人才，更是重中之重。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国政府启动一项名为“过渡与腾飞”的秘密计划，大肆吸收苏联的工程师、科学家、教授等高级人才。

早在1987年，苏联就出现了一波向美国移民浪潮。

据统计，从1987年到1991年这4年里，至少有78万苏联人移居美国。其中，高级工程师占了18%，有建树的科学家大概700多人。可见，美国提前4年就做好了布局。这些人才极大推动了美国的科技发展。比如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就是来自苏联。

继美国之后，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等国，也挥舞着美钞来抢夺人才了。

自1991年9月开始，在此后的4年里，至少有80万“独联体国家”的居民移居海外。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优先选择的是美国，其次是德国和法国。

就这样，前苏联曾经耗费巨资培养的科学家、工程师，被西方人以每月2000美元左右的代价领走，且没有任何包袱。

培养一名高级工程师至少需要30年，那培养的代价又是多少？

据统计，按照90年代的水平，欧美国家要想培养出1名工程师，至少要付出300万美元的代价；而培养一名科学家的代价，则要在1200万美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