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并非生来就是长牛、生来就是高额分红回购。和中国一样,美国也经历过10年股市不涨,也经历过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产能过剩到出清,公司被内部人控制到重视股东回报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正是孕育这种转折的时代:前30年的产业整合诞生了一批庞大、业务多元、效率降低、被内部人控制且相对低估的公司;而以养老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的占比正在提升,追求股东利益的诉求越来越强。
KKR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充当了一个主动管理的金融掮客:带着养老金等LP的诉求,教会了企业家族和管理层一个道理——企业价值在内部人和股东之间的分配并非“零和博弈”,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投其所好”,给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能给内部人自己创造价值。
KKR的手段比较简单:买入好资产和烂资产混杂在一起的公司(因为烂资产往往会给公司带来负估值),剥离坏资产,将好资产分拆变卖从而获利。对养老金等LP,KKR的这套操作帮助其从“用脚投票”的被动投资人角色,转变为“用手投票”的主动管理者;对于家族等内部人,KKR其实是将金融市场的“审美”传达到企业内部,告诉企业家不仅可以赚实业的钱,还可以赚自己股票的钱。在KKR的这套玩法下,最终实现了内部人、股东和中介多方共赢的局面。
这套上个世纪的玩法对中国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企业还广泛地处于被内部人控制的阶段,外部股东很难对企业形成有效约束。股东的声音需要被企业内部听到,无论是KKR一开始所选取的要约收购(tender offer)的形式,抑或是后来更“野蛮的”恶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的形式,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角色转变是需要这些手段去推动的。研究KKR早期的案例无非是想说,中国投资人除了“买入股票-卖出股票”以外,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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