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人工智能赋能成都城市治理
□吴垠
“智能体”首次写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人工智能正从被动“工具”演变为主动治理“行动者”。当前,超大城市的智能化治理已是箭在弦上,成都要紧跟这一趋势,尽早勾勒出“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生动图景,重构城市治理的价值体系与行动逻辑。
从工具创新到人本价值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校准了AI技术发展方向:要“能用”,更要“善用”,还要“可控”
传统技术治理常陷入“工具创新”窠臼,将效率奉为圭臬。若AI基于有缺陷数据决策,可能将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排除在外——技术驱动若缺乏价值引领,或会放大社会不平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后紧接着强调“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校准了AI技术发展方向:要“能用”,更要“善用”,还要“可控”。
这种理念转变在成都交通治堵中得到生动体现:成都并非一味追求机动车通行效率,而是在高峰时段的中小学所在街道等严重拥堵场景,综合采取单向交通组织、限时管控等措施,兼顾送学需求与片区路网平稳;另外,在三环路进出口、川大华西医院等区域布置无人机巡逻,通过短信提醒实现“非接触式执法”,相关片区拥堵指数明显下降、“强行并线加塞”等交通违规行为让位于“排队等候、礼让先行”。通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城市治理温度的平衡,是成都“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数智化升级。
从人机分离到人机协同
人工智能正从政府主导向人机协同、多元共治转型,已具备更强的智能算力与内容生成能力,成为重塑治理权责体系的“行动者”
在超大城市治理中,治理主体涵盖政府、企业、公众,其权责分明并协同合作。人工智能的介入使主体结构发生质变: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标志着从政府主导向人机协同、多元共治转型。人工智能已具备更强的智能算力与内容生成能力,成为重塑治理权责体系的“行动者”。
“人机协同”在成都治理实践中已体现为多层级深度融合。在感知层协同方面,天府广场智能轮式机器人采用预定路线与机动巡逻双轨模式,搭载智能分析系统动态监测广场态势,大幅提高“见警率”。在成都东站,警务机械狗编入巡逻防控组,可实时监测打架斗殴等异常行为并预警,同时测算客流量启动大客流疏导预案。空中警用无人机与地面机器人形成“空地一体”立体防控网络。在决策层协同方面,无人巡防车、人形机器人与机器狗协同值守。接非机动车占道纠纷警情后,机器人立即闪烁警灯、自主规划最优路径行进,同时将现场画面回传指挥大厅,实现机器高效感知与人力综合判断的无缝衔接。在执行层协同方面,“龟速车”治理系统上线以来,通过LED诱导屏精准发布安全提示,对龟速车驾驶员推送提示短信——AI识别违停后并非直接开罚单,而是通过短信提醒驶离,将冲突性执法转变为服务性提醒:机器处理批量化的“流”,人专注于节点化的“情”。
未来,成都的人机协同将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即机器处理标准化流程,人专注复杂判断与温情服务,这一模式正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深化。“智能体”与智能终端并列将加速“硬件与软件协同推进”,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于广大市民,让大家在成都吃、穿、住、行均有智能化的新保障、好体验。
从经验驱动到数据智能
成都整合交通、环境等多源数据,让AI实时分析预测治理态势,实现从“事后响应”向“主动预判”转变
治理手段是推动治理精准化的关键。从手工填表到电子政务,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每一次跃升都带来治理效能的质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为治理手段智能化升级提供底座。成都的实践走在前列:2026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获批国家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发射入轨”等。
这些布局正转化为具体治理能力。一是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成都整合交通、环境等多源数据,让AI实时分析预测治理态势,实现从“事后响应”向“主动预判”转变。二是从粗放管理到精准服务。“科创通”云平台汇聚科技企业超7万家,背后是政务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智慧城市建设可使居民幸福感提升约4.1个百分点。三是从单一手段到多元协同。成都为低空经济治理提供新手段,支持载人航线开通、物流配送网络构建、低空政务场景应用,打造低空制造全产业链等。
从技术叠加到制度耦合
开源的深层意义在于让算法接受公众审视,从源头上破解“算法黑箱”困局,让治理创新在开源生态下“明码”运行
治理机制是可持续运行的制度安排。如果说手段解决“能不能”,机制则解决“可持续”“可信任”问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首次在政府层面肯定开源战略价值。开源的深层意义在于让算法接受公众审视,从源头上破解“算法黑箱”困局,让治理创新在开源生态下“明码”运行。算法黑箱问题即AI决策过程不透明、不可解释,与政府治理所要求的透明性、公正性原则形成尖锐冲突。
为避免上述情况,成都在治理机制创新上实现了多维度突破。一是在数据治理机制层面。获批“国家城市可信数据空间试点”,采用安全共享技术实现“数据不出域、价值可流动”,为交通治理中的隐私信息提供保护方案。二是在权责界定机制层面。成都逐渐建立起分层分级的权责清单制度,避免信息淤塞。同时,关键决策权始终保留给人类——AI只“发现”问题,人工审核才“处置”问题。三是在参与共治机制层面。成都深化完善政企服务微信群、“进解优促面对面”等机制,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实现包容性治理、系统化解决。四是在技术监管机制层面。成都获批“基于数联网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构建可追溯、可审计的数据流通网络,为技术监管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从智能治理到服务人民
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远不止于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重构,始终指向“人民城市”这一根本价值坐标
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空盘旋的无人机,到益州大道上实时调整的红绿灯,再到“科创通”平台中流动的数据,这些看似微小的场景,展现出“场景驱动、算法赋能、智能协同、多元共治”的特色,不断汇聚成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时代洪流。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远不止于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重构:从工具创新走向人本价值,从人机分离走向人机协同,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智能,从技术叠加走向制度耦合。这些转变的核心,始终指向“人民城市”这一根本价值坐标。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实施”。在这一进程中,如何让算法真正读懂人的需求,让城市“大脑”与街区“末梢”同频共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守护公平与包容,将成为检验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标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人工智能正是这根“绣花针”的技术延伸——但它的最终使命,是服务于绣出“人民城市”的美好图景。唯有坚持以人为本、人机协同、包容共享,方能在技术浪潮中书写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成都答卷。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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