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左联”_新浪财经

黄昌勇

最早知道“左联”，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后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和课堂上对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进入杭州大学，师从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郑择魁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郑先生是鲁迅和左联研究专家，我读到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左联五烈士之柔石的研究，先生是浙江台州人，柔石是他的同乡。受先生的影响，我对已经研究相对充分的左翼文学产生了兴趣。

1990年5月，我完成了一篇研究五烈士作家之一胡也频小说的论文，核心观点认为胡也频是上世纪20年代发端于北京、受鲁迅影响的代表性乡土作家，这篇论文投给了胡也频烈士的家乡刊物《福建论坛》，在1991年第3期刊出。这一年轻时代的少作，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还有回响。2018年10月，在南京一个论坛上，我遇到时任《福建论坛》总编辑管宁先生，一见面，总感觉当年投稿时，就是他作为责任编辑来联系我的。会间，我找到他，带着感激的心情提到这篇稿子，可管宁先生没有任何记忆了。只可惜，当时来往的书信没有能够保存，思之有些遗憾！几个月后，管先生电话我，说要出差路过上海，顺便来拜访我，会带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电话中，我没有吃惊，也许是直觉，我平静地脱口而出：是我当年那篇论文的原稿！果然，我的直觉是对的。管先生是位有心人，他回到福州，查阅了档案，找到了我当年的投稿，里面还有他用红墨水修改的痕迹，清晰如昨。距1990年可是28年时光了。这是我至今留存的最早的手稿了，在今天电脑代替手书的时代，越发显得不易了。

1991年秋，我离别师友，从杭州到上海，到复旦大学从鲁迅研究专家陈鸣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记得我来参加博士考试时，郑先生给我写了介绍信，拜访著名新文学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永嘉路一座石库门老房子里，从窄窄的楼梯爬上三楼丁先生的书房，倾听先生对左联研究的指导和高见。丁先生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至今仍是研究左联的重要参考书目，那时是我们案头工具书，对先生的学术功力钦佩有加。后来在上海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见到先生，再后来，与丁先生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只是，我到上戏工作后，知道丁先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女儿丁言昭在现代作家传记创作成就斐然，更加时时记起作为后学受益于前辈学者的栽培。前些年得知丁先生2017年已经离开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得到讯息赶去送行，心中颇有遗憾，只能把这份感激和纪念放置在心中了。其实，郑先生那时派我拜访丁景唐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他请教关于左联五烈士研究的诸多问题，那时，郑先生承担了《左联五烈士评传》一书的撰写，也许是先生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一人独立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就邀请我也参加进来。这项任务就被我从杭州带到上海，从硕士阶段带到博士阶段，也让我继续耕耘在左联这一领地。

1995年底，我博士毕业之年，与郑先生合作的《左联五烈士评传》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又5年后，郑先生因病离开我们，2001年为了纪念他，我撰写了《文学人生：左联五烈士综论》，发表在《鲁迅研究》集刊上。

从1991年发表第一篇关于左联论文，到2001年，前后恰好20年，成果虽然不多，却经历了自己学术成长最美好而艰辛的年华。2008年我在自己的一本文集自序中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反思自己学术兴趣转移过快，“回头看看，自己在学术园地撒下不少根芽，可不待它们长成，自己就匆匆离开。”

诚者斯言！

距千禧年转眼又过去20年，就在2020年，不想自己学术生涯中又一个彻底的转场：话剧剧本创作！大家真为我捏一把汗，这就是话剧《前哨》的创作，因为2021年是五位烈士牺牲90周年，我好像必须要做点什么了。其实如果从来时的路径看，这恰恰是一个正向的回归，因为这部话剧就是以左联五烈士作为抒写的对象，如果没有与导师合作的那部五烈士评传，他们青春生命怎么可能还会在我心火中燃烧；如果没有前面20年的沉潜，如果没有那一段生活的磨砺，如果没有那一段时间的孤独甚至迷惘，真不一定撞击出这样强烈的创作冲动。

在《前哨》剧本研讨会上，导演马俊丰把我的戏剧结构定义为套嵌式戏中戏，剧作家罗怀臻总结这个戏的戏核是以90为标志的三个年代：九十年前的年轻人，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和今天90后的年轻人。左联五烈士二十多岁，当年的编剧和现在参与排戏的研究生都是二十多岁。我设置一个人物叫王近，上世纪90年代的王近是一个青年左联研究者，他选择研究左翼被嘲笑为不合时宜，他愤而留下一部五烈士题材的剧本，也留下了三十年前的夙愿。三十年后，他成为导演，带领自己的一群90后的研究生拨开尘封的历史，来重排这部残剧。熟悉我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我本人！

其实，我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

其实，我从没有离开青年时代那个梦想。

其实，我一直在魂牵梦绕的那块丰饶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