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廖静文北平住所补遗_新浪财经

　　▌李仲民

　　前段时间,北京槐轩艺术人文空间举办了由廖静文公益基金、戴泽艺术基金主办的“回首风尘甘息机——徐悲鸿、廖静文手札展”，展出了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之间的信笺、手稿二十余件，其时间集中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最后的人生岁月。

　　从1946年徐悲鸿北上创办北平艺专，到1953年徐悲鸿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留下了深厚的印记。

　　根据很多资料记载，徐悲鸿偕廖静文到北平（1949年9月27日更名为北京）后的第一住处就是东裱褙胡同22号。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徐悲鸿、廖静文手札展”上，廖静文在一张照片上记录的住址，为研究他们在北平的住处提供了新的线索。

　　廖静文为“庆平生十日之影”题记

　　1944年《北京电话番号簿》上朱启钤宅院的电话

　　东裱褙胡同的新客人

　　1982年2月，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完成《徐悲鸿的一生》的写作。书中讲述了徐悲鸿1946年春夏之际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并与她从重庆经南京、上海赴北平就任并安家的前后情况。

　　徐氏夫妇在沪期间看望郭沫若时巧遇周恩来。周恩来对徐氏夫妇北上办校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书中写道：

　　就在我们将要走出郭老的客厅时，周恩来同志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听说悲鸿要去北平，他立即兴致勃勃地说：“好呵，应当去！”他满含笑容对悲鸿说：“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之后不久，悲鸿和我便离开了上海，乘轮船至秦皇岛，转乘火车，前往北平。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悲鸿和我到达北平。

　　我们初到北平时，租住了东裱褙胡同二十二号的东西厢房。房屋的主人住在北屋。他们有时邀人打麻将，打到深夜，夜阑人静之际，客人散去时，一片喧嚣，吵得我们不得安眠。

　　我因跑来跑去，想寻找合适的房屋，以致劳累过度，于这年九月二十八日早产，生下了我那个不足月的男孩小鸿。直到这年年底，我们才租到小椿树胡同九号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房子，搬了进去。

　　需要指出的是，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指出廖女士书中所记徐悲鸿一行抵达北平时间有误，实为1946年7月31日。

　　徐悲鸿夫妇抵达北平后的安家情况，据经手人之一宋步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文回忆：

　　遵先生所嘱，我迅即赴北平，做些准备工作。此时，我又收到徐先生的手书，写道：“我等六人将于廿四日晨乘轮至秦皇岛，廿六日夜约能抵平，至迟廿七日能到，请兄设法至王府井梯子胡同一号，询盛成先生得一暂时落脚之处。”同时又介绍了先生的老友寿石工先生，让我前去联系。我找到寿石工先生，为徐先生一行安排了住处。

　　徐先生和吴作人先生一行六人到北平后，住在简陋的房舍。（宋步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可惜，宋先生的回忆里并未给出徐悲鸿一行抵平后住处的具体地址。2023年第11期《美术》刊载了美术史学者曹庆晖《洋溢胡同王临乙家——家园、家居和影集内外的艺术生活史（1946—1994）》一文，文中写道：

　　1946年7月31日，徐悲鸿夫妇与吴作人、李宗津等一行6人由上海乘船到秦皇岛再转火车抵达北京。事前受徐悲鸿函约已先行到北京的画家宋步云，通过与徐悲鸿书信引荐的朋友联系，为徐悲鸿夫妇租住了可暂时落脚的东裱褙胡同22号。待徐悲鸿8月在东总布胡同10号复员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即聘宋步云为副教授兼事务组长，嘱其设法廉价购置房屋以解决教职员的生活必需……很快就在洋溢胡同租住了14号院与47号院。这样，先行到北京的吴作人以及宋步云、李宗津两家，不久都住进了洋溢胡同14号。

　　笔者所知，1947年秋，徐悲鸿自己用卖画的钱买下了东受禄街16号，因为他们一家三口在搬离最初的落脚地东裱褙胡同22号后，租住将近一年的小椿树胡同9号的院墙又倒坍了，而此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11月就要出生，因此买房成为他们一家必须考虑的生活问题。

　　综上所记，1946年7月底徐悲鸿一家抵京后，首先居住在由寿石工、宋步云等人代为租赁的临时落脚点东裱褙胡同22号。同年底，全家迁往小椿树胡同9号。1947年秋，买下东受禄街16号，并最终安家于此。

　　廖静文写下“东裱褙胡同廿号”

　　前段时间，笔者在“回首风尘甘息机——徐悲鸿、廖静文手札展”上，在一组老照片的题记中有了意外的发现。

　　三张照片在一纸影集册页之上，为徐氏夫妇长子徐庆平先生出生十日时的留影照，拍摄于1946年10月7日，影集册页右侧空白处为廖静文女士用钢笔亲笔题写，内容为：

　　庆平生十日之影。舒泽湖君摄。时居北平东裱背胡同廿号。静文记。

　　该组照片拍摄者舒泽湖，是徐悲鸿一生挚友，是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海》主编舒新城先生长子，曾长期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过教育部“全国电化教育课程编审组”成员。

　　该组照片拍摄时，廖女士初为人母，她一定是怀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郑重记录下这一时刻，故照片上的题记内容，写错的可能性不大，“东裱褙胡同廿号”使得这组照片极具史料价值。

　　笔者推测，或许是东裱褙胡同22号居住条件无法满足徐氏一家人的需求，徐氏夫妇很可能是在1946年8月搬至相隔咫尺的东裱褙胡同20号居住。不久，他们便在这里迎来了首个孩子的诞生。

　　1946年前后朱启钤住在东裱褙胡同

　　关于东裱褙胡同20号的情况，笔者查阅史料，又一次有了惊喜发现。原来，当时在此院落居住的居然是声名显赫的朱启钤先生。

　　朱先生1872年11月生于河南信阳，祖籍贵州开阳，字桂辛，号蠖公、蠖园，人称桂老。中国近现代政治家、实业家、建筑史学家、工艺美术家。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在京都市政督办任期内，他对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包括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开发王府井大街，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向社会开放，以及建设管理北戴河海滨为公共旅游风景区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周恩来多次前往其家中访问。1964年病逝，终年92岁。有《朱启钤著作集》十八卷传世。

　　1962年至1964年任朱启钤秘书的刘宗汉先生在《有关朱启钤先生史料的几点补正》一文中记述：

　　为了写作此文，我先后请教了朱先生的六女儿朱洛筠女士、四孙朱文榘先生、六孙朱文相先生和长子朱沛先生的友人陈世廉先生……

　　1937年北京沦陷……日伪政权以低价强行征购了朱先生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和家具。朱先生被迫迁居东城区东总部胡同75号，后又迁居东城东裱褙胡同20号。朱先生在东裱褙胡同一直住到北京解放前夕去上海。

　　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日）古屋数一编辑，北京中央电话局1944年7月发行的《北京电话番号簿》，在第42页上查到一条信息：“朱宅：5-1240 东裱褙胡同二0”，说明此时朱桂老已经搬至东裱褙胡同20号居住。

　　王世襄的长文《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也有相关记载，据王先生回忆：

　　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止，约一年的时期内，我在平、津清理文物。

　　朱桂老同我家夙有交往……到北平不久我曾去东裱褙胡同看桂老，他对我参与的清理文物工作表示出极大关怀和兴趣。当我为“杨铜”和“郭瓷”的事感到苦闷的时候，想到了应当去向桂老请教，便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去到他家。桂老听明了我的来意后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要来看我，你赶快把洽办“杨铜”、“郭瓷”的经过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写成两个节略，等宋到来时，我当面交给他。

　　我按照桂老的吩咐办理了。下午宋子文果然来了……当晚桂老找张重威和郭昭俊到东裱褙胡同，嘱咐郭立即准备一个呈文，由张送给宋子文。

　　老一代外交家章文晋在《回忆外祖父朱启钤》一文中亦谈及，1946年春作为周恩来秘书，他曾跟随周恩来赴北平公干。其间，周恩来叮嘱他一定要回家看望朱桂老。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抽出时间看望了外祖父，老人家非常高兴。

　　综合以上史料，朱启钤先生1946年前后正在北平，且居住的东裱褙胡同20号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笔者猜测，1946年，徐悲鸿夫妇抵平后租住的东裱褙胡同22号条件无法达到徐氏夫妇预期，考虑到重组国立艺专事务繁重，徐悲鸿一时难以分身，况且初来乍到，廖女士又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不宜兴师动众。朱桂老的住处恰好与其比邻，条件良好，于是徐氏夫妇选择临时借住到朱宅。

　　未见徐悲鸿与朱启钤交往的记载

　　在东裱褙胡同20号，当时的社会名流朱启钤与徐悲鸿，彼此应该少不了来往。笔者在查阅李松《徐悲鸿年谱》、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以及多本徐悲鸿传记等著述后，却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徐悲鸿在1917年至1919年被北京大学聘为画法研究会导师在北平生活近两年。十多年后，徐悲鸿于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再次在北平生活一年多，但并未发现徐悲鸿与朱桂老的交往痕迹，甚至也未见1946年徐悲鸿一家暂居东裱褙胡同20号的任何记载。

　　而且，上世纪八十年代，廖静文女士在撰写《徐悲鸿的一生》时，也未将此段经历写入书中。这是为何？由于当事人均已故去，笔者无法得出明确答案。不过，笔者分析或者有以下两种可能：

　　其一，人物传记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形式，其写作视角往往会有所侧重，在史料运用方面亦会有所取舍。现在存世的两种徐氏年谱，在徐氏不同时期居所问题上也未给予过多关注，在此方面尚存较多空白。

　　其二，廖女士写毕该书的时间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当时受历史原因的影响，社会各界对于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认知整体上尚持反面看法，抑或唯恐避之不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直到上世纪八十代末期才逐渐有所改变，趋于客观公正。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朱桂老在内。

　　如今，东裱褙胡同唯有东端的古观象台完整保留下来。人们已然无法细致地探访近八十年以前曾经的这段尘封往事。但笔者仍然希望通过本文的新发现、新线索，能够对于朱启钤和徐悲鸿这两位近现代杰出历史人物的研究有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