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_新浪财经

12月21-22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在京顺利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研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经济转型动能：谋划与改革”主题大会上发表演讲。

王一鸣表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激活因子”。今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总体态势是供给端强于需求端。政策短期的刺激难以解决持续的内生动力问题，要解决内生动能问题必须推进经济转型。房地产市场收缩，新旧动能转换面临挑战，如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难以完全对冲缺口。对此，需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需求端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着力，培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提升金融服务与经济转型的适配性，在创投发展、支持科创、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等多领域探索创新，以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一、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关键期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二季度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经济运行总体表现为供强需弱的态势。从前三季度数据看，供给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明显高于GDP4.8%的增速。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除了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因素外，主要源于出口拉动。而在需求端，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低于GDP增速。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内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更为突出。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增速明显低于疫情前2019年8%的水平。今年6、7、8三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2%、2.7%、2.1%，10月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社零增速回升至4.8%，但11月又回落至3%。内需不足引发产能利用率下降，产品销售价格回落，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5%，但1-11月转为下降4.7%，表明需求端走弱有可能向供给端传导。

在此背景下，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对改变经济下行态势、弥合供需失衡形成的产出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过去的小步微调转向大力度一揽子增量政策，对扭转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尤为重要，股市、房市、消费、投资都发生积极变化。

当前，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进入关键期。从经济转型看，过去受依靠投资和出口的传统发展方式影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往往采取发债上项目等方式拉动投资，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虽然投资能带动一定的当期需求，但最终会转化为供给能力，而供大于求的“剩余”部分主要通过扩大出口得以释放。随着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会面临越来越多国家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将使外部环境更趋严峻。

从新旧动能转换看，房地产业是过去一个时期拉动经济的主要动能，随着市场供需深刻变化，房地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2021年房地产市场峰值时，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达18.2万亿元，今年前11个月销售额同比下降20.9%，全年销售额可能降至9.2万亿元，相较于2021年峰值，形成9万亿元的收缩。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新三样”增势强劲，但短期内还难以抵补房地产深度调整形成的缺口。

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路径

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面对压力与挑战，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一是加快培育科技创新新动能。要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要依靠科技创新。202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33357.1亿元，投入强度达到2.6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综合排名由去年的第12位上升至第11位。但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弱项，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原始创新偏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如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为6.77%，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三是科技领军人才仍然偏少。

加快培育科技创新新动能，一是要从“跟随型”创新转向“引领型”创新。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科技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形成必要的反制能力，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权。二是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改革开放后，我国技术和制造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在终端产品领域如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和通信设备等，形成了国际竞争力，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部分仍要依赖进口。中间品产品迭代快、技术含量高、专业化分工细，创新难度大，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三是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无论是构筑局部领先优势，还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都需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二是培育产业升级新动能。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支持多技术路线探索和交叉融合，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一批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推动智能制造单元、智能产线、智能车间建设，实现全要素全环节的动态感知、互联互通、数据集成和智能控制，加快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三是培育新型城镇化新动能。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如果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我国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需求增长30%，将在需求端形成新动能。

四是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截至2024年9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7.3亿千瓦，占我国发电总装机的54.7%，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4.8亿千瓦和7.7亿千瓦，总规模达到12.5亿千瓦，均居世界第一。截止2024年11月底，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1000万辆，市场占有率超过40%。绿色转型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提升金融服务对动能转换的适配性

适应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的需要，金融体系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发展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第一，发展科技金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对传统重化工业有较为成熟的融资模式，但在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金融体系仍存在不适应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和风险匹配问题。比如，科技创新风险大而金融机构追求稳定收益，科技企业需要“长钱”而金融机构倾向于给“短钱”，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小钱”而金融机构习惯于给“大钱”，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抵押融资。这就要求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更多地投向科技创新；积极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拓展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运用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降低金融服务科技企业的风险和隐性成本。总之，要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广度和精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第二，发展数字金融。产业数字金融通过深入产业链和场景，利用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风控等金融科技能力，构建科技、产业、金融的数字化连接模式，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服务从主体信用向交易信用转变，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开辟了新路径。要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创新授信和风控模式，完善监管框架和规则，推动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跨界合作，创新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模式，重构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

第三，发展普惠金融。中小企业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要持续完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功能，通过优化融资增信、风险分担、信息共享等措施，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改进金融机构服务方式，开发兼具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的金融产品，有针对性地丰富金融产品供给。

第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转型，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比如，仅碳减排一项，预计2030年前，我国每年需投入2.2万亿元；2030年至2060年，每年需投入3.9万亿元。如此大规模投入，仅靠政府资金是不够的，还必须以市场化手段引导激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为此，要增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发展，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并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

总之，只要将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压力，转化为推动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的动力、就能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责任编辑：韩俊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