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野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诗性思考|萨根的春天_新浪财经

《在旷野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诗性思考

文—王鹏程

1953年10月，秦岭北麓的滈河南岸，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宛如金色的海洋；稻谷成熟的清香，弥漫了十里“蛤蟆滩”。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村民们绷不住丰收的喜悦。

正在长安县创作长篇小说《在旷野里》的柳青，被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小组的高产稻田吸引，给《在旷野里》的结尾写下“未完”两个字。

《在旷野里》这部长篇，呈现出柳青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精神面相——一个与时代同步思考的思想者柳青的形象。他在思考革命转变到建设阶段后，我们的干部和农民如何“跟上时代”这一重大命题，并以其凝重深沉的笔触呈现了出来。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柳青、解读柳青和评价柳青。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51年的7月，陕西渭河平原的某县发生了严重的棉蚜虫害。刚刚走马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他认为治虫“这个任务很重要、很紧急、很艰苦，要用战斗的精神来完成”，刻不容缓。他发动全县干部群众深入田间地头，展开治虫工作，自己也身先士卒，扑在工作第一线。当棉蚜虫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朱明山“回想起头一天到这街上人们一见他就躲避的情景，一种成功的喜悦使他浑身都感到轻快”。

与朱明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长梁斌。他是一个老革命，但在副县长变成县长以后，立马成了另外一个人。通过梁斌这一形象，柳青提出了这样一个时代之思——

很多人被摆在领导地位上以后，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体会到责任心和从这种责任心产生的对事业的谨慎、对干部的关怀和对自己的严格。但是有些人被摆在领导地位上以后，人们从他们身上却只感觉到把权力误解成特权的表现——工作上的专横和生活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说话的声调和走路的步态都好像有意识地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了。

《在旷野里》因此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上述问题的长篇小说，不仅成为百花文学时期“干预生活”小说的滥觞，也成为“十七年”小说的开风气之作。

除朱明山与梁斌这一对主要人物之外，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团委青年干部、几位区负责人、公安局局长和群众中的生产能手等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都个性鲜明，带有清晰的时代印记，令人过目难忘。他们面临的权力使用、工作方式、情感纠葛和家庭矛盾等问题，与刚刚展开的新生活胶着为一体，既饱含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同时也蕴含着难以排遣的困惑与无奈。

《在旷野里》融汇着柳青“参与生活”的深切体验。他认为，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他最反感人说他是去“体验生活”的，他说他是“亲自参加生活的”，“所以连他的墓碑上刻的都不是‘体验生活’，而是亲自‘参与生活’‘参与运动’。”他说：“作家到生活里去发掘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搜集事物的数量或去求平均数。”“搜集材料的作家生活方式之所以不行，因为它没有丝毫美学理论依据。”只有融入生活，“参与生活”，才能解决写作过程的“对象化”问题。1952年5月，从北京落户陕西长安县之后，柳青一直在思考革命干部在面临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所暴露出的问题。《在旷野里》的朱明山，明显有着柳青本人的影子。小说故事展开的场景，也明显是他体验生活的长安县。梁斌所迷恋的国民党官僚留下的别墅王家花园，基本上以柳青体验生活的常宁宫为原型。

到西安之后，老干部在新的工作形势下暴露出的问题深深触动了柳青。1952年7月10日，柳青写道：“最近，我回到西北。我看见我在陕北工作期间的一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当前令人惋惜的思想情况，使我内心感到不安。为什么一些经得起战争的残酷考验的同志，在全国胜利以后竟然想到自己不行了，要回家种地呢？为什么在战争的年代或者说在最困难的年代，令人敬爱的老同志丝毫不考虑家庭的困难，而在胜利以后，父母和子女的问题成为他们最苦恼的问题呢？为什么在严重斗争中表现了艰苦卓绝的优秀品质的同志，在新的形势中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一个老婆的问题，在自己的光荣奋斗历史上抹一把灰呢？由于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熟人，我感到特别惋惜。”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催促之下，柳青开始了《在旷野里》的写作。动笔之前，他在1952年7月17日的《群众日报》发表了关于《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的书评，郑重向那些面临着新形势的老干部们推荐这本小说，希望他们很好地读一读，看看曾经为人民立下许多功劳的苏军少校杜洛宁，在战争胜利后，是怎样由不愿意到愿意，最后以满腔热情，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生疏的经济建设中去的。柳青在书评中说：“考虑到我们当前处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夜，许多同志即将走上自己不熟悉的经济建设的岗位......我因此而感到兴奋。去冬到苏联所得到的印象时刻在我脑里复现，生活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能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共同努力中的地位！”柳青与时代同频共振，以一个思想者的姿态，发出了极具时代意义的召唤。

《在旷野里》则是他思想诗性的文学化的呈现。

柳青积极从巴甫连柯的《幸福》、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古里亚的《萨根的春天》、恰可夫斯基的《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等当时描写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长篇小说中汲取经验，企图塑造中国式的，跟伏罗巴耶夫、屠达里诺夫、瓦西里、凯莎、杜洛宁一样的达维多夫的“后进者”。《在旷野里》描写的内容，与杜洛宁在战争胜利后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也极为忠实地贯彻了俄苏由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以及恰可夫斯基奠定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柳青敏锐地捕捉并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干部进城后权力观念的异化、老区新区干部之间的矛盾、干部夫妻感情裂痕和微妙的婚外情感纠葛、青年理想主义精神面临的困境，以及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并将其置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旷野的路上”，可谓是交给时代的文学答卷。

英国作家劳伦斯曾经说过：“艺术的职责，是揭示在一个生气洋溢的时刻，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里挣扎，所以艺术总是跑在‘时代’前头，而‘时代’本身总是远远落在这生气洋溢的时刻后面。”作家应该把他提前感知到的东西诉诸笔端。然而并非每个作家都有能力做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但其中必有一些人大智大勇，敢于书写，善于言说。柳青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他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不是一般性的简单劳动，而是一种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精神行为。

《在旷野里》之于柳青，意义非凡。我们可以看到，其初步形成了柳青在《创业史》中所集中彰显的独特创作风格——“严谨细致而又疏朗恢宏，朴素深沉而又幽默明朗，遒劲舒畅而又简约含蓄的艺术风格和凝重、精确、个性化，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学语言”，“以主人公的性格发展和他与对立面人物性格冲突的趋向为中心，层次分明地，步步深入地组织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在矛盾冲突演变过程中，使主人公的性格不断向前推进”，“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糅合在一起，把事件发展的交代变成特定人物的心理感受的描写”，等等。这种风格“不仅仅是语言的风格、叙述的风格”，正如柳青所言，“‘风格是整个人的’，是作者的创作个性，是作家的精神面貌”，“是在作家思想感情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观点、态度和感情形成的格调。”在《创业史》中，这种风格更突出，矛盾冲突的典型化、在艺术结构和艺术表现上也更成熟。

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在旷野里》也是意义非凡。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火热场面的长篇小说，柳青以思想者的姿态积极介入现实，以极具张力的故事结构、饱满的人物形象、浓郁的诗情以及“不写之写”的开放式结尾，使得作品的寓意更为广阔和深邃，表现出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出色把握。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旷野里》不回避问题的客观化写法所彰显出的难得的问题意识和可贵的时代精神。这使其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融合的力作，并超越时空，在今天依然光彩夺人，彰显出极为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