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军装的俘虏：“日不落”帝国的人口忧虑与海外殖民新问题_新浪财经

太多，还是太少？——《人口论》引发的忧虑

1798年，英国出版了有史以来在帝国问题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不是一部小说，也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理论作品。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知识分子，而这本书的标题则是《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后来成了海利伯里学院（Haileybury College）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该学院成立于1805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东印度公司培训职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尔萨斯的著作所关心的并非印度或是整个英帝国。同时如一名早期的编辑所言，这部著作最初没有收获多少读者，也未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但这部作品绝对算得上世所罕见，因为它深刻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同时其所达到的效果又远远超出了作者最初的意图。相当厌恶马尔萨斯本人及其论调的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也曾说过：“当我们谈到马尔萨斯先生时，我们指的是《人口论》；而当我们提到《人口论》时，我们所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从各种各样的垃圾中脱颖而出的核心命题，靠着它，我们就获得了撬动世界的支点。”

托马斯·马尔萨斯

这个命题相当直截了当。如果不加以限制，那么人口将以指数级增长，进而超过食物供应的上限：“人口增长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生活资料增加的力量。”《人口论》中的世界末日论调更多的是出自马尔萨斯个人对法国大革命所释放出的能量的恐惧，而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已经面临人口过剩的危机。尽管如此，他的这本书依旧彻底地改变了当时人们争论的基础。在此之前，英国人经常担心他们国家的人口太少。然而，在《人口论》出版之后，大多数人开始相信，英国的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是人口过多，这种观念上的革命性转变对于19世纪英帝国的发展壮大而言至关重要。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的人口数量正在以一种类似于自由落体的速度下降（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持这一观点）。18世纪下半叶，定量研究的兴起并没能驱散人们心中的这种幻觉。当时最受尊敬的人口学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仔细研究了城市的死亡率与房产税的相关数字，似乎是为了证明自1688年起，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就一直在下降，到18世纪80年代，可能已经不足500万人（实际上，就在普莱斯写作之时，仅英格兰的实际人口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700万）。这种普遍存在但又不符合事实的人口忧虑症给英帝国带来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的政治家并不希望向海外派驻大量的军队，也不希望有技能的劳工阶层大规模移民海外，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导致国内人口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1771年，一名反对向印度增兵的议员警告道：“我们的人口状况并不乐观……人口在不断减少……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将人口留在国内，以保卫英国。”而且，北美的失败以及在印度南部遭遇的重大挫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情绪。这一系列失败似乎恰恰说明，英国太小了，人口也不够多，没办法在维持国内繁荣的同时，为规模庞大的帝国冲突提供必要的税收与人力资源。大规模的领土征服与全球范围的商业贸易不同，英国不能，也不应该放纵这一行为。但马尔萨斯的这部名著开启并加速了人们思想的转变。

他那广为流传的《人口论》，外加1801年不列颠与爱尔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其人口总数超过了1600万，让英国人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要求帝国在海外进行扩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新一代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科洪（Patrick Colquhoun）在自己的著作《论大英帝国的财富、权力与资源》（Treatise on the Wealth，Power and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1814）中进一步阐明了其背后的逻辑。其目的在于彻底消除那些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对帝国资源的悲观看法”。他印制了1811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及说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可调动的武装部队（包括印度与其他地区本地人组成的部队）已经超过了100万人的统计数据，试图说明“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可能预见到大英帝国的人口、领土与实力能够增加得如此之快”。他使用了一个日后相当著名的短语，称赞现在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了“日不落”帝国，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围剿拿破仑的胜利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了“征服的可行性”。无须再担心帝国的扩张会耗尽英国的财富与人口。事实的真相是，对于这二者而言，帝国都是不可或缺的。1817年，另外一个参与论战的人建议，每5年，英国就需要“至少让100万人移民出去”。帝国占据的新土地、提供的机会与相伴而来的战斗，正是解决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天赐良机：“殖民……必须被视作救赎的手段。”

“穿军装的俘虏”

另外还有两方面的变化也进一步坚定了英国人翻涌而起的自信心，使其认定英国现在是一个足以在海外开疆拓土、拥有昭昭天命的超级大国。这两件事，一是爱尔兰并入英国，二是拿破仑的战败。在马尔萨斯的代表作发表的那一年，即1798年，成千上万的新教徒与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起义，反对伦敦的统治。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之后，1800年《合并法案》（Act of Union）的出台将爱尔兰并入了联合王国的版图。爱尔兰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英国，而现在，英国人可以放心地动用这一部分资源（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足够安全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爱尔兰人，英帝国在这一阶段的迅猛发展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到19世纪30年代，在英军队伍里，爱尔兰人占40%以上。在大饥荒之前，驻扎在印度的白人士兵中，一半以上都是爱尔兰人。一名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说道：“爱尔兰的苗圃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英军中的爱尔兰人比例几乎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而这场对法国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说明英帝国的规模确实发生了变化，同时还为其进一步的大规模增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1793—1815）之后，英国的殖民地数量从26个增加到了43个。在非洲，英国人夺取了好望角、塞拉利昂、冈比亚与黄金海岸；在加勒比海地区，英国人获得了多巴哥、圣卢西亚和特立尼达；在地中海，英国人占据了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此外，英国人也征服了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大片土地。尽管这些新鲜的血红色斑点在地图上很引人注目，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政治中，最为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欧洲。现在的人们经常强调欧洲人在历史上是如何侵略其他地区的。然而，尽管这种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掩盖了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争斗。在过去2000年的每一个世纪里——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欧洲人都将精力用在了彼此仇恨和争斗之上，而不是入侵其他地区。正如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所言，这片黑暗大陆一直处在自我消耗之中，其消耗程度远比对外侵略大得多。2000年之前，上述欧洲内战的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欧洲各列强从滑铁卢战役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百年和平，对英国而言，这100年的和平仅被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短暂打断。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很少会对这片大陆前所未有的安宁或他们自己所掌握的欧洲霸权感到完全放心。他们一直在担心旧日的对手法国，担心俄国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染指印度的手段，还担心一个新出现的、统一的德国。尽管如此，在滑铁卢战役后到1914年，英国与其他所有欧洲国家都没有再经历过类似于七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那样规模的冲突。这一时期，英国的殖民地从未像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那样遭到西方列强的围攻。这种欧洲内部百年和平的利益，或者说代价，是西方特别是英国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来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全球帝国。1800年，欧洲列强外加俄国与美国一共占据了全球陆地总面积的约35%。到1914年时，由于滑铁卢战役之后上述国家之间的战争减少，西欧、俄国与美国共占据了地球上84%的土地。

因此，到1815年，一向被视为英国建立海外帝国的主要内部障碍——人口数量的限制与领土规模的狭小——所带来的焦虑之情迅速消退了下去。然而，日益坚定的信心，外加欧洲内部战争的结束，以及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并没有立即终结英国的俘虏恐慌。相反，在此之后，英国人遭俘虏这一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英国本土移民海外的人数激增，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政府觉得可以这样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的领土规模让他们别无选择。这些前往海外的英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派往帝国各地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受到了严格的约束与监管，而且对何时能够回国甚至能否回国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在1850年之前的澳大利亚，被送到这里的白人工人阶级大多数是囚犯。但在亚洲，大多数人则是士兵，是大英帝国的工蜂，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被自己国家俘虏的人，是穿着军装的俘虏。

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前1/3的时间里，英帝国在海外的军事力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740年，英军总兵力大约有40个团，但其中只有3个驻扎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到了18世纪70年代，情况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几乎每个团都有可能会被派驻到海外执行任务。到了1800年，尤其是1815年之后，情况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的前夕，英国正规军的100多个团中，有3/4以上的兵力驻扎在帝国治下的各个地区。其中有至少20个团驻扎在印度，此外，在印度还有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军队，在这一时期，其军队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印度兵。

这一系列转变相当具有戏剧性。然而，如果要说这一系列转变标志着一个本质上军事化的帝国正日益崛起，那么就需要谨慎对待这一判断了。1750年后，英国军队的规模得到了明显的扩张，其活动范围也呈现全球化的趋势：是的。然而，尽管按照英国先前的标准，这一扩张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如果与同时代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军队相比，情况就并非如此。到1850年，英国在国内与所有海外“领地”（印度除外）的驻军总数刚刚超过10.5万人。这还不到当时法国军队规模的1/3，不到俄国的1/8，甚至比压根没有殖民地的普鲁士军队规模还要小。诚然，东印度公司的军队需要被列入计算范围之内。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而且，正如一名军官在1833年时指出的那样，甚至是在印度，英帝国军队的规模与印度次大陆的面积和人口之间仍然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据他估测，每450名印度本地居民中，才有一个印度兵为英帝国效力。而这甚至与当时美国的情况都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的美国显然是一个处于第二梯队的国家，但其军队规模（包括正规军与民兵）与总人口的比例仍然接近1∶100：

当将目光投向英属印度的地图之时，你就会发现，在那条长长的边境线上，很多地方经常连一个团的驻军都没有，有些地方甚至连一支印度兵小队都没有，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更值得人们关注的点在于英军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区域的扩大，以及英国国内对于人员外流更为宽松的态度，而并非英国总体军事力量的持续增长和军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帝国的超负荷运转”（imperial overstretch）并非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突然出现的一个现象。就其军队规模与其所统治领土之间的差距而言，英帝国没有哪个时刻不是超负荷运转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尽管此时英国拥有毋庸置疑的海军优势，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军队仍然会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遭受零星的、野蛮的羞辱——死亡、战败，偶尔还包括被俘。

然而，英国在海外部署的人力与其全球地位之间的差距也创造了另外一种俘虏。到1815年，几乎每个英国正规军的士兵都有可能在海外度过自己职业生涯的一半甚至2/3的时间。长期以来对军队规模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兵力分散问题，意味着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些岗位上的士兵需要在当地驻扎很长时间，有可能是10年，甚至是20年都不间断。1828年，时任战争大臣的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告诉议会，两个即将被派往海外的英军军团可以先在国内驻扎6年，这一点实际上很不寻常。在此之前，这两个部队“在海外不间断地服役了17年之久，不是在东印度、西印度，就是在锡兰”。如此长时间的海外驻扎意味着这些从表面上看最应当代表大英帝国的士兵，实际上却成了更令人难以预测的角色。1836年，英国陆军军需长承认：

每个清楚在殖民地服役意味着什么的人都必须知道……即便部队的纪律性再强，也几乎不可能防止士兵或直接或通过自己的妻子间接本地化。

站在英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英军士兵在多大程度上会“本地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这些人长时间被限制在非欧洲地区，没有任何回国休假的机会，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才能防止这些普通的英国士兵在此过程中发生某些不可挽回的改变？这些改变又会带来什么影响？那些在其他大陆之上生活了相当久的部队是否有可能“本地化”，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原先的宗教信仰以及政治与民族身份？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开小差，甚至是完全脱离队伍？在那样一个离本土很远，又很可能缺乏通信的地区，英国政府该如何监督并控制这些驻扎在当地的英军士兵？

我们必须从欧洲内部与欧洲外部面临的压力出发，来理解英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焦虑之情。1770—1840年，法国与美洲爆发了一系列革命，一批新的共和国诞生，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人口、城市化、生产资料、识字率、印刷文化以及社会的阶层意识都在加速增长和发展。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政府一方面在应对国内出现的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在海外推动着扩张，这两者相辅相成。乔治王时代晚期不列颠与爱尔兰的统治者塑造出了一种更加保守，也更加军事化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们既强调仪式与宗教的严肃性，还新增了大量的军营与监狱；与此同时，从加拿大到好望角，英帝国在帝国各地的活动家们也开始奉行更加严格的控制政策，宣扬更加自信的意识形态。然而，英国内部日益加速的变化与此时英帝国的发展境况还有着另一面。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中下层阶级呈现更加动荡不安、更加政治化的趋势，他们也更加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在这段时间里，英帝国的统治阶层也面临着越来越多底层制造的混乱与抗议。反抗的人群不仅包括他们试图统治的原住民，还包括他们本国的贫穷白人，也就是那些穿着军装的俘虏。

这些人显然不是我们在前面几章中看到的那种直接意义上的帝国俘虏。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人是自由人，他们是武装着的战士，而不是受害者。然而，越来越多的英国士兵驻扎到了海外，他们穿着发臭的、和当地气候极不相配的红色毛料制服，或是汗流浃背，或是瑟瑟发抖，生活在肮脏的军营或满是虫子的帐篷之中，这些士兵与那些殖民地的白人和非白人精英差距巨大；在某些方面，这些驻扎在海外的白人士兵和黑奴一样不自由。一名英国列兵用他不怎么熟练的语法抱怨道：

在印度，军队里的人一般被视作一台大机器当中的部件，只能被动地听工程师指挥，而没有自己的想法：至于说感情，他们是不考虑这些的，列兵被看作最低级的动物，只适合被九尾鞭和宪兵统治着。

考虑到他们工作与战斗的地方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西，这些士兵很容易就被当地的非欧洲人俘虏，同样，这些人一样会觉得自己被英帝国束缚住了。他们被派往那些生活条件往往非常恶劣的海外驻地，有时这一安排还是违背他们自身意愿的。他们可能会与自己的家人、女眷以及本国的文化分离几十年之久，甚至再无机会回国。如果被长官认定为不服从命令或是反叛的话，那么他们还很可能会承受鞭刑。如果他们尝试逃跑的话，那么很可能会被处死；而如果他们好好地留在原地，服从长官的命令，那么很可能会相当短命。

所有的帝国士兵都必须与严酷的环境作斗争，但在印度，这些严酷的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这里服役的士兵所要面临的环境相当艰苦，一方面是服役时间长，另一方面是死亡率相当高，同时当地的自然环境还相当不适宜生活。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或南非驻守的英国士兵不同，在亚洲驻守的普通士兵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能长期定居在一处，同时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印度的大多数白人士兵也不希望在服役期间结婚或生孩子（因为婴儿的死亡率太高）。但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是，在那些负责指挥的人眼中，这些人既是不可或缺的，同时重要性又相当有限。1830年，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正规军的36400名白人官兵占所有居住在印度的英国男性总数的90%。尽管如此，受雇于英帝国的印度兵人数还是白人官兵的5倍之多。对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而言，至少在1857年之前，这一逻辑仍是相当清晰的。在压力之下，最需要考虑与安抚的是印度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士兵。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依赖印度人，而不是白人士兵。因此，驻扎在这里的英国士兵往往认为自己是地位最卑微的人。他们是被这陌生环境俘虏的人，是被自己的祖国俘虏的人，在他们看来，那些印度兵在某些方面能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英国的官员们认为印度兵更重要。

事实上，一部分英国士兵觉得自己和奴隶一样，而我们除了借助他们的“主人”编纂的档案外，几乎很难了解这些在印度服役的白人士兵的具体情况。很多人并不会写字；即使是那些会读会写的士兵，也并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然而，研究这些人的最大障碍在于后人的漠视与偏见。黑奴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后世的同情。人们认为他们是受害者，而且常常会主动反抗，并为此寻找相应的证据。但是，在很多现代人看来，英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帝国的士兵都不是什么能激起人们同情心的人，而且他们的特点似乎都在意料之中，没什么好研究的。人们认为他们是暴力的（他们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必然也是服从命令的（他们的确不是这样的）。研究这些人，以及他们被帝国囚禁的各种经历，需要我们摒弃自己的偏见。鉴于他们自己留下的文本材料很少，这也意味着需要研究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检索其他各种不尽如人意的证据，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需要求助于“非常规或被忽视的资料”，以便构建起官方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帝国史”。我们需要深挖总督与东印度公司的编年史，从中搜索那些不同的、更隐蔽的、没那么体面的故事，那些叛徒与逃兵的故事，那些有关惩罚与抵抗的故事，那些属于大多数英国士兵的故事。他们保持着忠诚，外表服从，但有时也会咬紧牙关——这些白皮肤的底层人。

（本文选摘自《俘虏危机：大英帝国崛起的背面（1600—1850）》，[英]琳达·科利 (Linda Colley) 著，李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