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铺里的秘密电台

转自：石家庄日报

　　杨才曾经使用过的发报机（电台）的开关和电子管。（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提供）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珍藏着一组文物：发报机（电台）的开关和电子管（电子管是电台的核心构件之一）。1944年7月至1947年底，时任报务员的杨才和战友以开店铺做生意为掩护，用电台不断收转我党的指示和捷报——

　　□杨 柳

　　革命理想燃烈火

　　杨才，原名夏宗容，生于一个贫农的家庭。1933年，杨才家所在的乡里组织了儿童团，少先队。杨才看到红军的优良作风，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想法。1933年7月，年仅12岁的杨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上了宣传员。

　　形势风云变幻，蒋介石反动军队向红军和红军根据地展开了疯狂围剿，红四方面军奉命收缩阵地，转战到四川通江县阴龙山一带，杨才随部队开始了长征。

　　1934年秋，红军强渡嘉陵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的同志们更苦。但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一点颓丧的表情，他们坚定、乐观，对革命有必胜的信心。杨才钻到人群里听一方面军的战士讲他们怎么在江西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围剿，怎么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包围，渡过了道道天险。

　　有一次，杨才生病了，住在第五后方医院。病好后，就留在了这个医院当通讯员。当时，医院里的龙政委经常给大家讲些革命道理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杨才当时憧憬着可以快点学好文化知识。

　　他非常勤奋用功，成绩优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杨才受到深入的政治教育，经受了政治考验和锻炼。由于表现突出，在1935年10月，由政委和一位医生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千方百计为革命

　　1937年，杨才入新疆文化学校学习。1939年，组织上派杨才到莫斯科学习无线电技术。在苏联学习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参观了苏联人民的许多建设成果。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1941年杨才奉命回国，从事我党秘密电台工作。此后历任宣传员、报务员、台长、通讯枢纽部主任等职。

　　1943年2月，杨才与一名钱姓报务员结婚。婚后不久，组织决定派他们到西安做秘密电台工作，把重要情报迅速地反映到我党中央，以配合当时的抗日斗争，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

　　西安是敌人白色恐怖中心，还没有我方电台。杨才和爱人按大公报上登载的一个结婚启事，改名换姓，向西安进发。

　　到西安后，杨才按规定时间、地点去接头，一连20多天都没接上。为了生存，杨才去做短工，爱人去给人家洗衣服，每天仍到约定的地点接头。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终于在西关外与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人接上了头，此人便是西安地下党负责同志王某。

　　杨才夫妇利用开杂货铺为掩护，避开敌方视线。可杨才夫妇对生意是外行，于是他们每天早晨到市场进货，听行市，跟往来商人打交道，学行话。广泛地结交了些朋友，邻里关系也很不错，为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电台的发报工作每周一次，时间在凌晨两点。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嗒嗒”的电键声传到了隔壁，被邻居大嫂听见了。杨才立即把这个情况向王同志作了汇报。从这以后，每次在发报时，杨才用棉被把窗子堵住，又用棉被把发报机盖上，以隔断声音。

　　机智勇敢善周旋

　　当时，敌人怕城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设有多座侦查台，其中的一个侦查台就在杨才杂货铺的附近，经常调查市区的电台情况。除此以外，特务们还化装成小商小贩，或收买一些流氓、洋车夫到处乱转。

　　环境险峻，但杨才丝毫不畏惧。他曾说：“革命就是无情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敌人发现电台，那就与敌人拼命。”

　　杨才深知搞好与周围群众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必要性，除去晚上小心工作外，白天就尽心经营生意，做好掩护。

　　杨才的人缘很好，铺子生意不错，一些保长、警察也进进出出。这些人最喜欢吃、喝、玩乐，还爱占小便宜。杨才能忍则忍，尽量不跟他们在生活上产生嫌隙。他们在铺子里打牌、吃饭的时候，杨才有时还陪着凑一把手。

　　在这些伪保长、警察的眼里，杨才就是一个只知道赚钱吃饭的“买卖虫”，在他身上又有些便宜可沾，于是就放松了警惕，把一些事交给他做，叫他做甲长。杨才请示领导后答应下来。

　　自从杨才当了甲长，警察也不常来铺子里查户口了。有一个自称电厂收费员的四川人经常来铺子查电表，杨才以同乡关系跟他交往。一次他酒醉后，竟透露出特务的身份。那特务看杨才老实本分，就要他经常给他提供本城区的情况，比如，新来了什么人等等。

　　杨才请示了领导，认为这样有利于掩护身份，于是常把一些火警、盗警之类的事，假装殷勤地提供给他。那特务对杨才的工作很满意。

　　机警谨慎传电报

　　杨才并不因处境相对安全就放松警惕。他知道，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都会给党的工作造成重大损失，所以一直小心谨慎。

　　收发电报照例在深夜进行，门窗和机器都用被子捂起来。冬天尚可，但夏天就不同了。他们居住的屋子不大，再用被子严严实实捂起来，闷热得像蒸笼。杨才钻进去，不一会儿汗如雨下。他一工作就是一两个钟头，从未叫过苦。他的妻子在外面给他放哨，观察动静，情报工作就这样开展下去。

　　后来，从伪绥靖公署传来了一个坏消息：敌人通过侦查电台测听到西安市有秘密电台。杨才等同志马上对这个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杨才果断地说：“继续工作，我们不能断了党的耳目，敌人只测听到西安有电台的发报声音，并不知道电台的具体所在地，我们要更加小心些。”他这种勇敢的决心获得了同志们的赞同。

　　于是，清晰的无线电波，带着我地下工作者获得的珍贵的秘密情报，顺利地畅行在西安和延安之间。

　　于无声处建功勋

　　1948年胡宗南下令，一定要破获市内的所有秘密电台。敌人的警察特务在杨才的电台附近大肆侦查，杨才他们虽然也做了反侦察，但意识到情况确实严重。

　　此时，我们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不幸被捕，他知道这座电台，为了避免万一，杨才向我中央台作了汇报、请示。我中央台领导同志考虑了这种情况，同意他们停止工作。

　　接到上级的命令，杨才带着沉重的不舍，把使用多年的电台拆开，零件一个个擦拭干净，并把它们埋在隐蔽的地方。

　　1948年7月，杨才和他的妻子奉命离开他们所战斗、工作过6年的西安市，辗转回到了解放区。1949年北京解放，杨才前往北京。杨才同志长期坚持地下电台工作，不发生差错，出色、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后来，杨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讯事业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6年6月，杨才病故于张家口。1959年，他曾掩埋的发报机零部件被挖出。1957年3月，杨才安葬于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发报机（电台）的开关和电子管也被珍藏于此。

　　（本文作者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董子凝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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