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八柱以永其传_新浪财经

　　邱才桢

　　因帝王雅好，书圣王羲之的兰亭书法得以受全天下人追捧。唐代有唐太宗“萧翼赚兰亭”，宋代的多位皇帝把临摹、收藏和翻刻兰亭当成了其帝王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清帝乾隆对《兰亭序》的书法达到几近痴迷，从小系统学习书法，六十年来从未间断。且从内府藏帖中，尽搜历代名家的兰亭墨迹共成八卷，合为《兰亭八柱册》。为“以永其传”，于圆明园建八角亭，并易以石柱八柱，每柱刻帖一册，此即着名“兰亭八柱”。

　　时光流转，其后，兰亭八柱被运至中山公园，直到1971年，始用八根石柱，在唐花坞西侧新建成重檐八角亭，额曰“景自天成”。八根石柱之兰亭帖，虽多有风化，但半数帖尚好，仍可辨读。

　　“兰亭八柱”版本的丰富性自不待言。《兰亭序》和《兰亭诗》在题材上的不同，临、摹、仿、刻等传达方式的多样，以及书法家和鉴赏家身份的多重，使之必然成为书法史、文化史、政治史立体网络中的重要话题，也是探讨书法史知识生成模式的重要样本。虽然其基本上反映的是清帝的鉴赏趣味，但如果抛开单纯的趣味高下的价值判断，而深入到艺术史生成的客观层面，将对我们理解书法史乃至艺术史的多样性不无裨益。

　　《兰亭八柱帖》第一册（局部）

　　《兰亭八柱帖》第二册（局部）

　　《兰亭八柱帖》第三册（局部）

　　《兰亭八柱帖》第四册（局部）

　　《兰亭八柱帖》第五册（局部）

　　《兰亭八柱帖》第六册（局部）

　　《兰亭八柱帖》第七册（局部）

　　《兰亭八柱帖》第八册（局部）

　　选择与集结

　　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圆明园“曲水流觞”景区，仿造绍兴兰亭的一座重檐八角攒尖的亭子修建而成，亭中有碑，上刻有《兰亭修禊图》和乾隆的题诗，并将历代书法家摹写的王羲之《兰亭序》及柳公权的《兰亭诗》等八种本子摹勒于石柱上，“兰亭八柱”由此得名。这是一组亭、碑、柱的石刻组合书法文物。这八柱分别是：唐虞世南临《兰亭序》、唐褚遂良摹《兰亭序》、唐冯承素摹《兰亭序》、唐柳公权书《兰亭诗》、清内府钩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清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阙笔、明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清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

　　乾隆内府是不是只收藏有这八种“兰亭”？如果不是，那么乾隆是在怎样的情形和缘由下选择这八种“兰亭”的呢？面对如此众多的“兰亭”版本，乾隆对于入选“兰亭八柱”的作品，有着自己的选择：

　　第一，选择了虞世南和褚遂良等人的临摹墨迹本，刻本的兰亭《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玉枕兰亭》等未能入选。第二，选择的是《柳公权书兰亭诗》，《陆柬之书兰亭诗》未能入选。第三，唐宋以来众多名家均未能入选，如米芾、赵孟頫、俞和、唐寅、文徵明、王宠等。第四，在董其昌多件兰亭书法中，选择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第五，对于刻本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采用了清内府钩填本和清于敏中补书阙笔本，使之成了墨迹本。第六，兰亭八柱中，压轴的是乾隆御临的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

　　乾隆在“兰亭八柱”刻石之前，先进行双钩摹拓，是为《兰亭八柱帖》双钩本，并《题兰亭八柱册有序》；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题兰亭八柱册叠旧作韵》，乾隆五十年（1785）《题兰亭八柱再叠旧作韵》，均对于“兰亭八柱”的集结经过和意义进行了阐述，三次所述的集结顺序并不完全相同，以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题兰亭八柱册叠旧作韵》为例：向因董其昌戏鸿堂刻有《柳公权书兰亭诗》，字句多阙因命于敏中补成全字本，初阅《戏鸿堂帖》时，意谓柳迹久无存矣，嗣于《石渠宝笈》中得柳书兰亭诗墨迹，复得董其昌原本，及余所临董卷，钩摹勒石，然究非永和九年原序，则复检内府所藏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本，因并为钩刻，合成八册，名曰兰亭八柱云。

　　这里所述的“兰亭八柱”集结顺序是以董其昌戏鸿堂所刻的《柳公权书兰亭诗》为中心，再是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阙笔、唐柳公权书《兰亭诗》、明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清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唐虞世南临《兰亭序》、唐褚遂良摹《兰亭序》、唐冯承素摹《兰亭序》。排定的过程与最终的顺序，以及选择的标准，都深刻地反映了乾隆的内在逻辑，而最终，“兰亭八柱”指向的是更为宏大的观念，正如他最早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题兰亭八柱册有序》中所言：兰亭八柱，若承天之八山，峻峙极和，布而为埏，譬画卦之八体，流形竒偶，比而依次，分咏已举，其要汇吟，更括其全。“承天之八山”“譬画卦之八体”，旨向宏大而单一，但“八柱”的构成是丰富复杂的。从题材和内容上而言，有《兰亭序》和《兰亭诗》两种；从所涉书法家来讲，有以虞、褚、柳等唐代书法家群体和董其昌、于敏中等明清书法家群体；从技术手段而言，有临、摹、书、填、刻、补等多种；从材质而言，通过临、摹、书等手段形成的墨迹本，最终都成为“兰亭八柱”中的石刻。其中，以“董其昌戏鸿堂所刻柳公权书兰亭诗”为“权舆”，即支点的选择，透露了董其昌、柳公权身份的重要性，他们和《兰亭诗》一样，都具有深刻的符号学意义和象征意义，成为解读“兰亭八柱”的暗码。

　　心正笔正

　　乾隆集结“兰亭八柱”的关键词是“兰亭”“董其昌”和“柳公权”。这样，他在内府收藏的众多“兰亭”中剔除了其他诸多版本。除了剔除前面论及的定武本等摹拓本，还剔除了很多名家的兰亭。

　　“兰亭八柱”中，有五帖以柳公权为“权舆”，都与柳公权所书的“兰亭诗”有关。对于柳公权书法真伪的判断，乾隆依凭的主要是董其昌。乾隆更为看重的，正如他此卷前所题的“笔谏遗型”。“笔谏”一词，在《命大学士于敏中补书柳公权兰亭诗帖》，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题兰亭八柱册迭旧作韵》，以及乾隆五十年（1785）《题兰亭八柱再叠旧作韵》中反复出现。关于柳公权“笔谏”，见于《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柳公权对唐穆宗以书法用笔进谏的笔谏核心是：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其中的道德规谏意义为核心，以笔为媒介是为手段。此后，柳公权与“心正笔正”的史实也载于各类书法史籍。宋苏轼说，“心正笔正”并非单纯的“讽谏”而是符合书法与人品之间关系的：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

　　南宋姜夔进一步谈到书法中具体的“笔正”的运笔用笔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论……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竒出焉。常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矣……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

　　康熙在《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显示了他对于“心正则笔正”“心正气和”“掌虚指实”深有体会：训曰：书法为六艺之一，而游艺为圣学之成功，以其为心体所寓也……大慨书法心正则笔正，书大字如小字，此正古人所谓，心正气和，掌虚指实，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

　　乾隆也不断地提及柳公权及其名言，见于他1750年之后的诗文集中。乾隆时的宠臣有张照，乾隆常命之图，其常用印中，即有“臣张照”“心正笔正”二印。张照是乾隆时学习董其昌书风的名家，“董其昌临公权卷”，就是初藏张照家，而张照也是《石渠宝笈》的编撰者。《柳公权书兰亭诗》就是乾隆在《石渠宝笈》中发现的。清帝不唯对柳公权“心正笔正”的道德规谏意义情有独钟。同样，清帝在谈及虞世南和褚遂良的时候，也多称赞其道德高度及书法。康熙在《跋虞世南墨迹后》就提及“五绝”：虞世南仕贞观朝，为太宗所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同此，褚遂良的德行也被强调，康熙谈及《褚遂良请复高昌疏》时，就谈到褚遂良的忠义。乾隆也多次提及褚遂良的德行，如1778年《题褚遂良石渠砚》：下岩端石尚贻唐，况是曾宾褚遂良。摹古可临兰亭帖，忧谗或草爱州章。淑躬克践润为德，持己无惭式以方。独笑咸亨竟昏懦，那思执手付文皇。

　　如此看来，乾隆以《柳公权兰亭诗》为“权舆”正是在于其“心正笔正”的“笔谏”背后的忠义德操，而虞世南、褚遂良所临兰亭能够入选“兰亭八柱”，他们道德方面的高度也是重要指标。在这种尺度下，陆柬之、陆继善、赵孟頫等人未能入选。

　　乾隆在内府收藏的众多“兰亭”版本中，将八件作品选入“兰亭八柱”，其鉴定标尺，来源于隔代的鉴定顾问董其昌，董其昌同时也是康熙以来清初诸帝的书法偶像，同时也是他们承接汉文化最为重要的纽带。他们对于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的选择，也是基于他们谏臣、忠臣以及这名书法家的身份，这也是基于社稷江山的道统原则。康熙和乾隆的南巡，即是表达对江南士人和文风的亲近，不无夸饰文治武功的成分。在绍兴兰亭的巨碑和题诗使“兰亭”具有“纪念碑性”，而圆明园的“兰亭八柱”，亭、碑、柱的组合，以及墨迹本的“兰亭”转化为石刻的“兰亭”，进一步拓展了“纪念碑性”的深刻含义。乾隆选择、集结、刻石的过程，也是他构建书法史的过程，创造了属于他个人风格的建构模式。

　　（本文摘自《“兰亭八柱”：一种书法史知识的建构模式》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