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夜宿信安镇 ■刘建祥_新浪财经

转自：廊坊日报

图为文天祥夜宿信安的碑拓文，此碑现存霸州市华夏民间收藏馆。作者供图

霸州信安龙泉古寺。作者供图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自号浮休道人，文山。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人（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南宋末年右丞相，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祥兴元年（1278年），其于五坡岭战役被俘（今广东省海丰县），被押至元大都（今北京），被囚三年有余，任凭高官厚禄威逼诱惑，他始终抱定“忠臣不事二主”的必死决心，毅然拒绝了元朝皇帝忽必烈开出的“只要真心归顺元朝，即可继续封为宰相”的优厚条件，于1283年1月慷慨就义，以身殉国，时年47岁。

文天祥自五坡岭战役被俘之后，于1279年春一路向北，被押往大都。而路过信安时大约为十月份。那一天，他夜宿于信安驿站（驿站即官方开办的客栈、招待所之类），双脚踏在拒马河畔，宋辽古边关小镇的土地上，眼见国破家亡，江山易主，心中不禁思绪万千，于是在驿站的墙壁上奋笔写下了《雨过水明霞》：

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堪恨西风吹世换，更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其实这首词的作者并非文丞相本人，而是他的同窗好友邓剡所作。邓剡长文天祥4岁，二人既是吉安同乡，又同是白鹭洲书院的同学，彼此志趣相投，交情甚笃。后来两人共同走上投笔从戎、抗元保国的道路，且二人经常互有诗书往来。宋祥兴元年（1278年），邓剡兵败被俘，路过金陵时，目睹山河旧景，悲由心发，于是写下了这首词。而此时此刻这首词正是抒发了文丞相兴亡之感和亡国之恨，他将胸中臆气发泄于笔端。

第二天一大早，当信安镇的百姓们闻听文丞相夜宿信安，纷纷赶来朝拜之时，他早已乘舟而去。若干年后，为了表达对文丞相的尊崇和怀念，百姓便在驿站原址矗立起一座石碑“宋文丞相题词处”。

文天祥离开信安以后，沿运河继续北上，过永清到安次，途中他又拜谒了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刘琨的墓塚，写下了一首名篇《刘琨》：中原荡分崩，壮哉刘越石，连踪起幽并，只手扶晋室。福华天意乘，匹磾生鬼蜮，公死百世名，天下分南北。

石碑“宋文丞相题词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由当地乡绅集资，重修文庙（包括宋文丞相题词处），并由时任霸县县长、杭州人许以栗题跋又雕刻于文庙南墙内的石碑之上，该碑“文革”期间被毁，残碑现存于霸州市华夏民间收藏馆。

碑上文天祥在驿站题词内容为隶书。隶书正文之后，附有行书长跋：“文信国公天祥字文山，吉州人，以进士累官至丞相。元师入寇，于五坡岭之役，被执北行，夜次信安镇，达旦不寐，题词馆壁。宋祥兴二年十月始至燕都，絷三年不屈，元至元十九年壬午十二月初九日，就义柴市，距今壬午岁过，甲子十一周，余以丁丑春来宰霸邑，按部经此，见文庙壁嵌刻宋文丞相题词处，七字大径尺，而原词无存，归检县志得诵全文，苍凉悲感，与岳武穆满江红词并为千古绝唱，因赋诗云：

舍生赴义矢贞艰，

一夕槛车去不还，

孤奋长留题壁句，

千秋正气照人寰。

曩拟录其词，勒石传世嗣，以军兴未就，今春邑绅集资，重修文庙，乞余补书此词，六年夙愿乃得以偿，斯亦可慰也已。记时黄帝纪元第七十八壬午春日。”

以上内容除《霸县县志》《永清县志》有记载外，光绪五年（1879），由缪荃孙等修纂的《顺天府志》亦有明确记载。七百多年来，信安民间也是如此口口相传的。然而在学术界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文天祥被押解北上所经路线根本过不着信安，鉴于这一观点，咱们今天试着探讨一二。

到目前为止，关于文相北上线路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文天祥一行由广州出发，入韶关越南岭，进入江西后舍陆登舟，沿水路一直北上，经赣州、吉安，到达南京，之后沿长江东下至扬州，进入运河而北上。到这里完全没问题，两种说法基本一致，之后就是重点了。一说从扬州经高邮、宝应到淮安，再之后改陆路，依次经过邳州、徐州、鱼台、济宁、宁阳、东平、陵县（这些都是沿运河的道路，之所以弃水从陆，其观点是因为这个时期运河已不具备通航条件）。从陵县（今德州附近）偏离水路，而是折向西北，经献县、河间、高阳、保定、徐水、涿州、房山而抵大都（北京），全程约600公里。（倪和平《文天祥信安题壁考》）

《信安镇文史资料汇编》撰稿人张耀增先生为了求证文天祥北解途中是否经过信安，他不惜慕名写信请教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志远先生，韩先生在百忙之中特意回复张先生，以解疑惑，韩先生回信全文如下：

张先生：

您好。惠函收到。因外出讲学数月，回京后方见大札，故未及时答复。首先对您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甚为感佩。

您提出的文天祥被俘后，在押解至大都沿途所走的哪条路线？其间是否经过霸州市信安镇问题？我认为，文天祥北行途中经过信安镇无疑。除了您信中所说的县志记载和历史遗存的证据之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证据：一是元朝当时的交通路线，二是文天祥本人的记述。研究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交通线以大都（北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元朝交通干线称为驿道（相当现在的国道），并通过官方办的驿站完成贯穿之责。当时，从大都南行的驿道，经良乡到涿州，在涿州分为两路：一路经定兴、白塔（今徐水白塔铺）至保定；一路经新城（今新城东南新城镇）、霸州、雄州（今雄县）、任丘、河间、献州（今献县）、阜城、景州（今景县）至陵州（今山东德州）。

我认为，文天祥北上途中，正是走霸州的后一条驿路。文天祥在北行途中，写过大量的诗词（收录在《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后录》中），记述了他的经历。尽管在《指南后录》中文天祥没有明显提到信安，但可以从中其它旁证材料证实他到过信安。文天祥在诗文记载，他是从山东进入献州，过滹沱河，经河间之至涿鹿，过梁门和白沟河等地，说明文天祥正是从河间经任丘，至雄州、霸州而入新城、涿州。

文天祥是元朝要犯，必然要走驿道和住宿在官办的驿站。当时信安是驿站之地，文天祥住留过此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您所说有人质疑文天祥曾到过信安，此文发表在何处？方便的话，请来信告知，本人也好有针对性地做解答。以上回答不知对您有无帮助，望惠函赐教。

顺颂

安好！

韩志远敬上

2003年12月17日

这里，韩先生明确了文天祥北上路线确实经过了信安无疑，但是所经最后一段的路线其描述的又令人费解。

“从山东进入献州，过滹沱河，经河间之至涿鹿（张家口地区）、过梁门（徐水）和白沟河等地，说明了文天祥正是从河间经任丘至雄州、霸州而入新城、涿州。”

这里不知是韩先生笔误还是对这方地理不熟悉，表述的所经路线有点乱，涿鹿在张家口，明显是错误的。梁门则又到了河间西北徐水，和霸州是两个方向。笔者认为，从地图上看，自献县一路向北，经河间、任丘、雄州、霸州、永清、安次而入北京为最超近一线，没有理由舍近求远，多绕近百里（其在安次拜谒刘琨墓并作诗《刘琨》或为佐证）。

上两篇文字本人已基本证实其确实路过并夜宿信安无疑，只是所经路线在描述上有些误差，但是至于他为何抄写他人诗词我们不妨做一下深入的探究。

我们先从文天祥和邓剡的关系说起。二人既是同乡同窗，又是诗文知音，二人经常互有诗词相赠、相和，堪称莫逆之交。邓在元军入侵时毅然举家追随文天祥，抗元保国，结果全家老少有12人死于广东香山兵燹（xian音显：指野火）。二人并肩作战，感情相当深厚。邓在崖山海战失败后，随陆秀夫等人两次跳海殉国，但两次都被元军捞起。二人先后被俘、之后一起拒绝元将张弘范的劝降，又一起踏上被押解大都之路。

不过到了金陵（今南京），邓病体沉重，被元军留在当地就医。在二人即将离别的最后日子里，邓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酹江月·驿中言别》，借用前人典故和诗歌意境，将亡国之恨、失友之痛写得苍凉悲壮，感人至深。而文天祥根据此词也回和一首骨风遒劲、光照千古的《酹江月·和友驿中言别》。二人你来我往，以诗铭志，互相激励，堪为通心挚友。同样，那首传承千载的《雨过水明霞》也出自同一时期。邓作于金陵，赠与文相，二人金陵一别便无再见之日。彼此思念之情难以言表，只能寄托于诗文之中，文相时常吟诵知音所作《驿中言别》和《雨过水明霞》，而文相夜宿信安时，脚踏在宋辽边关的土地上，心情格外沉重，其环境、季节、景象、心情恰与邓之诗文意境相吻合，所以不由自主地将此诗吟来并抄录于驿馆墙壁之上，也许他认为这正是怀念昔日好战友的最佳方式。

文在大都英勇就义以后，邓不仅给文写了墓志铭，还冒着极大风险第一个替他作传，陆续写下了《信国公像赞》《文丞相传》《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等文，《哭文丞相》《挽文信国公》等诗，由此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文相抄录其词也就在情理之中，无需大惊小怪了。

（作者系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