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参与建党的前前后后|湖南省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欧阳湘朱华强

　　1920年，在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的帮助下，毛泽东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在革命问题上实事求是，坚定信念，是一名注重实践的革命者；中共一大召开后的两年间，毛泽东贯彻中共一大会议精神，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领导工人运动，投身革命实践。

　　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确立信仰

　　1918年3月，张敬尧就任湖南都督和省长，他纵兵烧杀抢掠，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191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领导学生罢课，向全国通电公开发动“驱张运动”。驱张运动的开展，触及了军阀间的利益纠纷。为安定湖南社会治安，毛泽东远赴上海寻找陈独秀。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深入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欲创造一个“湖南共和国”。然而，地方自治只是变个法子的地方军阀自治，这是注定会失败的。毛泽东对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进行了反思，认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对接下来的道路，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认为要“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此时的毛泽东从极度的失望中振奋起来，认识到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首先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成立小组时，只有5位成员，要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非要在全国各省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不可。长沙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也是陈独秀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委托他建立的。据张国焘回忆：“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他对长沙小组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并认为“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活跃青年，他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在陈独秀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启发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已经认识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也连续两次写长信给在长沙的毛泽东，阐述他建立共产党、走俄国人的道路的主张。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这四种利器中首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这样，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才能适应战争时代并担负偌大改造事业。蔡和森希望毛泽东物色100个“彭璜式”的人物，分布到全国各处，以进行俄国式的革命。

　　在陈独秀、李达和蔡和森的鼓励与帮助下，毛泽东开始了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他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成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成员最初6人，后发展到10人，骨干有毛泽东、何叔衡。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回忆道：“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

　　在此前创办与编辑《湘江评论》、驱张运动及湖南自治运动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对中国的形势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建立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后，毛泽东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夏季，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小组的准备工作。他们通过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就共产主义和建党问题进行积极探讨，并筹备建立共产党小组。其中创办文化书社很有独创性。

　　毛泽东的同学萧三撰写的《不可征服的中国》一书有这样的介绍：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家文化书社，他非常善于吸引那些早在革命前就很有名望的社会名流来参与其事，还特请离任的湖南省前省长在书社招牌上的题字。书社是建党活动的场所：首先，宣传共产主义，出售进步书刊，从思想、理论上武装革命知识分子，从中发现党团员培养对象；其次，是党组织召开会议、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其三，毛泽东利用书社搞统一战线工作，初步认识到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信奉马克思主义。

　　参与中共一大，坚定信念

　　当时的北洋政府对于共产主义革命非常恐惧，对其采取的是极端打压的措施，这让中共一大的召开困难重重。由于召开信息保密的需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给各地区代表详细说明会议的情况，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回忆：“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由于“南陈北李”没有参与这个大会，因此，各位代表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此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加上北洋政府的打压，会议议程也是一拖再拖。

　　1921年6月底，毛泽东突然接到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要求湖南早期组织推举两名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经过夏曦、彭璜等人的投票与推举，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当选为代表。当选的当天（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立即出发奔赴上海。据《谢觉哉日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注：‘OOOOO’意为‘共产主义者’）之召。”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作为书记员兼秘书，对大会的议程进行记录（起草大会宣言是刘仁静执笔）。在会议进行期间，毛泽东没有做过正式的发言，工作态度认真，他一面做好记录，一面动脑筋思考问题，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在革命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

　　在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伟大的50年》中写道，在中共一大的一次会议讨论中，大会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李汉俊主张合法主义，即只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部，发展党的组织，不做工人运动；还有另一种极左派的主张，即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目标，不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不做任何合法的运动，拒绝知识分子入党。毛泽东则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在中共一大各代表的回忆录中，刘仁静曾回忆说，毛泽东“慎重谦虚”“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很难将他突出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毛泽东是一名更加注重实践的革命者。当其他代表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发表不同的理论见解时，毛泽东则只是坐在一边记录并默默思考代表的发言。而从毛泽东此后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可以看出，他在大会之后，贯彻了中共一大的会议精神，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

　　领导湖南支部，投身革命

　　中共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方案来指导代表所在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后的革命活动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党员；二是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遵循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发展党员与领导工人运动方面。

　　首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发展党员。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始终以合法手段展开斗争，力求先在湖南革命运动中站稳脚跟。为了加强党的理论宣传力度，毛泽东将船山学社的创立经费用于创办一所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在开学时只有1名学员，到1923年11月遭湖南军阀打压被迫关停时，这所自修大学已拥有两百多名学员了。这给湖南党组织的工作注入了活力，使湖南的工人革命运动有了更多在思想上、能力上能够胜任组织工作的革命者，为毛泽东组织与领导工人运动提供了人才来源。

　　毛泽东将这些学员纳入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不断派遣他们到湖南工厂中去组织工人夜校活动，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也亲自深入工人中去考察，开展调查研究，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这让越来越多的工人明白了自身被剥削的道理，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反抗意志。

　　其次，领导工人运动获胜，讲究策略。在领导工人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挖掘人才，讲究革命策略。

　　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1年秋，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身份对安源展开了一次实地调查。他借助了同乡这层关系，到了安源煤矿的一位工人毛紫云家里，以参观和调查矿山的名义与工人们一起下矿井、进工棚，借此广泛接触工人，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寻找机会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经过考察，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安源是一个能够创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发动工人革命的理想之地。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和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商定，请黄爱积极与安源工人取得联系。经过充分筹划，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斗争，毛泽东经常与泥木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组建劳动工会。毛泽东用了3个月时间调查研究与组织筹划。1922年9月5日，泥木工人工会正式在长沙落地。该工会成立后，毛泽东与工会成员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上调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力，从而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经过毛泽东与长沙县政府激烈的争论，“呈文”最终批准，代表们向工人群众报告，罢工取得胜利。

　　经历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带领劳动人民争取切身利益，更加坚定地同反动统治作斗争。在一大召开后的两年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有10次，仅有1次失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曾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