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欧洲竞争力前景》的报告,这份报告揭示了当前欧洲面临的投资低迷、创新乏力以及产业转型挑战等问题。德拉吉指出,欧洲市场的主要特点是市场分散。这在短期内可能对消费者有利,有助于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从长远来看,它削弱了投资。欧盟市场的整合度偏低以及内在的高复杂度导致了诸多产业的投资和革新都处于滞后状态,国防、AI、医药、太空等产业都深受其害。德拉吉报告再次呼吁完成资本市场联盟的建设,积极引导资本走向投资和创新。
其实,就欧盟近年来的发展趋势而言,在全球领先经济体中,欧盟自身的颓势确实比较明显。量子技术专利数量逐步被日本赶上,医药研发支出上与美国的差距越发拉大。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总量方面。在欧盟初生之际,其与美国的经济规模旗鼓相当。但如今,美国经济比整个欧盟的总和还要大50%。对于欧洲的问题和困境,包括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在内的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德拉吉的报告并未能够全面触及问题实质,欧盟的真正困境在于自身所培育和发展的“监管文化”,繁杂严密的监管法规和体系实质上窒息了欧盟企业的创新和活力。
就欧盟的监管体系而言,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监管体系十分纷杂和严苛。对于投资和创新,从2019-2024年,美国全国仅仅通过了3500项立法和2000项决议,而欧盟则通过了13000多项立法。
第二,对于新兴产业的监管尤为苛刻和严密。当欧洲在讨论AI的伦理时,美国在建设发展AI。当欧洲在监管加密货币时,美国在研究创新加密货币。当欧洲在保护旧产业时,美国在创造新产业。
第三,监管成本十分惊人。以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为例,相关研究显示,庞杂的监管和形式主义导致德国每年损失的经济产出近1500亿欧元,近GDP的4%。就欧盟整体而言,个人所得税率极为高昂,无论是德法这种发达成员国,还是斯洛文尼亚这种相对落后的成员国,税率普遍高于50%。除了人所共知的高福利体系负担之外,监管体系的巨大消耗也是重要原因。
而欧盟这一监管体系的恶果也十分明显。
第一,欧盟整体的经济-商业效率相当不佳。在法国,成立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国只需要4天。马斯克准备在柏林建造一个超级工厂时,德国人抗议“不要技术殖民主义”,特斯拉几乎因为监管障碍和社区反对而取消该项目。欧盟的商业运作效率已经与美国之间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第二,社会整体文化氛围更加不利于投资和创新。研究人员表示,无论是在柏林、巴黎还是斯德哥尔摩,许多欧盟国家都有明显的反创业心态。在柏林创业圈,创始人常常受到质疑,因为“企业家”就等同于剥削者,科技创始人在当地聚会上被称为“资本主义寄生虫”。而在硅谷和纽约,创始人会受到欢迎,冒险精神会受到奖励,失败被视为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羞耻。
第三,人才、资金和有生力量的深度流失。既有的追踪分析发现,欧盟每年约有近万名博士后前往美国,绝大多数都不会再回来。90%的欧洲科技人才会为了合适的机会搬到美国,因为欧洲的科技薪资比美国低50%。投向初创公司的资金,美国是欧洲的5倍。而欧洲为数不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大多数也选择迁往美国:比如Spotify迁到了纽约,Klarna在美国有大量业务,而ARM正在被英伟达收购中。
第四,经济-社会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恶性循环。在高福利、高税收等政策的负面影响下,美国的民主机制能够更快和更有效地作出反应,在宏观政策层面实现改弦更张,而欧洲各国则更容易深陷政治正确的漩涡难以自拔。在这种牵扯之下,欧盟民众整体的心态将会是持续拥抱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框架。对有心改革的政治家而言,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加剧欧盟自身的内耗。(来源:安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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