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
遵义会议对长征、对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怎么去看这段历史,又能从中理解到什么呢?今天,我们从考古的角度来找答案。
我们反反复复讲长征故事、讲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但现在的人真能理解这样的精神吗?
“当然能理解。而且在我们的点滴生活工作中,都在践行。”周必素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面对记者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她拿出了一份贵州考古“黄金十年成绩单”,用考古人的惯性——以材料说话,回答问题。
看考古发现:十年,贵州先后拿下3项“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5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项“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1项“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1项“世界文化遗产”、1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单个“土司考古”项目,包揽中国考古奖项“大满贯”。
再看考古成果:十年,贵州先后出版24部考古报告、学术专著、图录、论文集261篇;6个项目先后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和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和国学单列课题,闯出一条以社科课题带动考古发掘报告整理、提升研究能力的新路子。
“集思广益、实事求是、知错能改、民主团结、敢闯新路,这些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显现出来的优点与精神,一代代贵州考古人在传承中践行,在时间中绵延。”谈及自己所理解的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周必素将贵州考古71年发展历程融合起来看,不管是从“散是满天星”的个人研究领域,还是“聚是一把火”协同作战的“团战”能力,贵州考古人发扬的,正是红军长征中体现的不屈不挠、团队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
如今,贵州正实施的“四大文化工程”为贵州立心、为发展赋能。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红色文化。在红军长征中,信念和信仰的力量有多强大?
借助考古手段来获取更多价值的“红色考古”,或许能提供更为生动的讲述角度。
“厚实,是形容贵州的红色家底最贴切的一个词。贵州的革命遗迹、长征文物数量,特别是高等级长征文物数量在全国都排在首位。”周必素告诉记者,在文化遗产利用与开发上,贵州将文化遗产视为“祖坟”,从这形象的比喻中不仅能看到鲜明的态度,还有有力的措施。
如加大对红色文物的普查力度;明确在工程建设前必须进行考古调查;在全国率先将文物保护纳入巡视巡察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督查;颁布全国首部涉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颁布实施《贵州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设立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专项资金;推动增加有关文物考古研究增加人员编制等等,都在稳扎稳打地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在红色考古工作中,摸清红色考古资源的底数是基础,以考古实证长征史实,挖掘红色考古背后的文化内涵,让精神传承‘有迹可循’,才能谈如何助力红色文化传播。”周必素说,考古不仅能够验证历史的主线,增强历史的记忆,也能丰富历史的内涵,活化历史的场景。
“有句推荐语叫‘多彩贵州,红色奇迹’,如何用好红色考古,把红色记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同频共振,考古在红色文物资源保护利用上将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周必素说。
在中国考古学103年的发展中,一项项考古发现展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我们还能看到,至少在六七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考古的发展,可以说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考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极大地深化了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推动了考古热、文物热和文化遗产热等社会现象的形成。”周必素告诉记者,中国正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考古也成为新时代贵州文化传播中的后进之秀,贵州以一个西部“考古小省”的拼劲和狠劲搏击中流,让贵州故事“越挖越精彩”,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凝练贵州方案,贡献贵州力量。
“但新时代有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走,新时代也有新时代的娄山关战斗,贵州考古正在和将要面对的关键战役,也都不是能轻轻松松就攻克的。”周必素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考古人的责任与使命,“这需要我们在心里不断的开几次‘遵义会议’,打几场‘娄山关战斗’,需要我们除了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意志,还有解决困难的智慧和耐心。”
面对红色考古普遍存在的“有史无迹”难题,周必素建议,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鲁班场红军战斗遗址等考古调查工作基础上,对遗址类红色遗存开展考古学研究,为研究红军长征在贵州史实提供考古学材料,以考古学的手段让长征记忆“活”起来,让其在传承历史的同时发挥现代价值。
本网记者: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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