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友好”在上海：不只是为了培养更优秀的未来小主人

转自：柳森

在上海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过程中，“儿童友好”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前不久，上海市妇儿工委办开展了“2024上海市儿童参与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上海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范例”陆续公布。这些“范例”具有怎样的特点，可以为上海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带来哪些新启示？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儿童家庭研究室主任何彩平带来她的观察与见解。

儿童不只是被照顾

被教育、被指导的对象上观新闻：您研究儿童友好相关议题多年，对“儿童友好”的理解有否发生过变化？何彩平：工作使然，我在2006年前后接触到了当时刚被引入国内的《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也因这份“公约”了解到了儿童的“四大权利”。它们分别是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其中，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从字面意思就比较容易理解。参与权对国人来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简要地说，公约认为，在儿童的“四大权利”中，参与权是现代儿童观的核心体现——与成人一样，每一个儿童都有权就影响其自身的事项和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有权让这些意见在社会各阶层得到考虑；无论是在家庭、替代照料、学校或其他环境中，都应该允许儿童参与，这将有利于儿童最佳利益的实现，也有益于儿童其他三大权利的实现。说实话，这一系列理念深刻影响了我和很多同行对于儿童参与的认知，也让我们的儿童观、教育观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们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主观能动的个体，儿童可以参与其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传统理念中弱小的、需要被照顾、被教育、被指导的对象。上观新闻：从认为儿童需要被照顾、被教育、被指导，到接受儿童是独立、自主、主观能动的主体，这中间的观念跨越挺大。何彩平：确实如此。但一项实证研究的结果，给了我们改变观念的信心，也让相关的研究得到了推进。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曾于2006年和2016年，就儿童在什么年龄可以参与决策并听取意见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接受调查的家长所认为的儿童可以参与决策的平均年龄（8.9岁）显著早于2006年的调查结果（13.6岁）。在2006年，家长认可度较高的可参与决策的年龄（众数）是10—19岁。到了2016年，这一年龄区段提前到了7—10岁。也就是说，在不做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家长群体对于儿童参与决策的接纳程度普遍有所提升。细究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的意愿和积极程度皆有所提升。家庭范围内发生的亲子间决策与意见表达更活跃了，是社会生活在微观层面的投射与聚焦。另一方面，当成人对表达、对话、沟通显示出欢迎和包容的态度，愈发倾向于倾听、尊重、理解、支持儿童，儿童参与决策的平均年龄也就明显提前了。事实上，近20年来，国际学界对于儿童观的认知在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从成人本位视角转向儿童本位视角，从希望成人为儿童营造的环境是友好的，转向关心儿童是否真正能够感受到友好。儿童不再只是被看作“为将来做准备的儿童”“被动接受雕琢的儿童”，而是逐渐被看作“成长中的人”“主动的创作者”。童年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对于人类身心发展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得到了认知与珍视。

当儿童的声音被真正听到、认真对待

上观新闻：前不久，上海市妇儿工委办开展了“2024上海市儿童参与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上海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范例”陆续公布。其中哪些案例让您印象深刻，也能够体现上海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在当下的特点和着力点？何彩平：近年来，创设儿童喜欢的、会去使用的空间，在与儿童相关的城市建设、城区建设中纳入儿童的视角，是上海很多市区级单位和基层都在积极实践和落实的行动。随着相关工作的推进，目前，上海已经在政策制度、服务体系、权利保障、公共空间、发展环境等多个维度，推动儿童友好、纳入儿童视角。纵览此番得到肯定和推荐的“范例”，可以发现，儿童可以参与的领域非常广阔。此番入选的优秀案例不仅从自身所扎根的实践领域出发，推进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而且显示出鼓励儿童参与可以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效应——当儿童的声音被真正听到、被认真对待，由此受益的、受到鼓舞的不仅有儿童，还有他们的家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在徐汇区华泾公园设计一例中，儿童参与了整个自然艺术公园的规划与设计。最后，在设计师的努力下，儿童的想法和建议被呈现到了公园的建设中。从脑海中的天马行空，到真正被采纳落地，儿童在进入落成的公园时的感受是不言而喻的。这一过程不仅让儿童参与真正地与真实世界发生了关联，也让儿童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贡献和价值。当然，类似的活动可遇不可求，未来希望可以有更多。

儿童的声音被真正听到、被认真对待，并非意味着一定要被采纳。相比是否被采纳，对儿童的意见表达来说，最重要的是被尊重、被反馈。比如，长宁区“苏河小宁”系列活动、杨浦区“两会一厅”儿童友好品牌项目皆围绕着城区儿童友好工作展开。其工作机制中比较优秀的一环，正是针对儿童建议等内容，每每总会有相关委办局或职能部门作出回应或反馈、给予指导。这一点对于儿童参与能否真正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纵览所有“范例”，我们还发现，重要他人是否在场，对于儿童参与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这里的重要他人主要指父母等主要带养人。一方面，父母等主要带养人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当父母等主要带养人在场时，儿童参与的信心和深度可以得到极大的鼓舞。当父母不在场时，儿童才会转向寻找其他重要他人。但需要指出的是，父母在场不应只是承担“经纪人”“看门人”的角色，即影响或干预儿童参与的诸多事务（如什么活动可以参加、什么活动没有价值意义等）。在目前开展的儿童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城区建设等的活动中，家长常常起到儿童参与的“看门人”作用。即便儿童想参加，他们总会考虑父母的接受度及优先事项（如学习），有的甚至会通过好好学习来“赢得”（本质上是换取）参与的可能性。作为研究者和倡导者，我们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活动能够吸引儿童及其家庭一起参与。父母需要认识到，哪怕是亲子一起“消磨时光”，也是儿童身心成长过程中的刚需；教育不只是为未来、为生活做准备，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如今，不少家长总是抱怨孩子沉迷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而优秀案例启发我们，通过让孩子更多参与可以切实改变周身世界的活动，不仅可以让孩子与真实生活、与城市社区发展相连接，也能增进他们参与现实生活的意愿和积极性，在感受他者、体认社会、激发兴趣的同时，孕育成长与发展道路上丰富多元的可能性。

倡导“儿童友好”让整个城市更有温度

上观新闻：随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在上海全面推进，“儿童友好”理念的知晓度明显提升。人们发现，不仅国内越来越多城市加入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者行列，而且，在人文环境打造领域颇有建树的全球城市，大都在“儿童友好”方面也颇有建树。这些现象背后有什么共通的底层逻辑吗？何彩平：在亚太地区，新加坡推出的名为“榜鹅”的新城镇规划，展示了如何通过无缝连接的风雨连廊和无障碍设施，实现社区的全面无障碍出行。日本探索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多年，对“通学路”项目、儿童友好公共设施、儿童成长综合体的住宅区设计等予以优先建设，促进了儿童的全面发展和社区的活力。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营造儿童友好的城市空间，不仅有助于提升全龄段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能够提升社区、街区活力，提高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积极性，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这个城市扎根、成家、育儿。比如，对儿童友好的出行环境必然在无障碍环境打造方面有所着墨，老年人群体也可以从中收获出行便利度的提升。我们上海正在努力构建全龄友好的城市。在上海的社区层面，儿童参与已发展出儿童志愿者、儿童规划师、儿童区政助理、儿童法治观察员、儿童议事员等多种可能。这些不仅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体现，也意味着城市生活空间将变得可以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倡导“儿童友好”正在无形中让整座城市更有人文意义上的温度。儿童是城市的未来主人翁。从这个角度而言，“一米高度”不仅会影响“儿童观”的高度，也会筑就城市发展理念的高度。在全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与儿童相关的领域，涌现出与儿童友好、儿童参与有关的优秀实践。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儿童友好社区”“儿童友好学校”“儿童友好医院”在推动指标体系、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探索，“儿童友好”相关理念在司法、商圈、公共交通等领域都会得到积极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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