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帛画·居延汉简·良渚古城|刘斌_新浪财经

　　□尹博

马王堆帛书的

新发现

如果说马王堆的发现是1971年12月下旬工人挖防空洞时的一场意外,那么对后续出土文物的不断探索从而涌现出的新发现,则是文物研究者们孜孜以求努力钻研的结果。郑健飞对《太一将行图》的新发现,就是源于其天才的灵光乍现,当然,这一切首先都是基于他埋首于材料整理的不懈苦功。

　　据统计,这批帛书包括《周易》《周易系辞》《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本、《老子》乙本、《刑德》《阴阳五行》《相马经》,共计13万字。墓中出土的图书种类齐全,可谓“秦汉时代的图书馆”,除了少部分流传下来,基本都没有面世,因此价值极高。

　　因为长时间被挤压加之浸水,这批帛书保存情况非常不好,腐蚀、粘连的状况极为严重,沉睡千年的帛书甫一出土,就已是千疮百孔的姿态,碎片化极为严重,将它们拼在一起就是相当困难的。挤压、浸水、粘连,还使得马王堆帛书出现了“倒印文”“反印文”“渗印文”等现象,这使得辨认和研究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使得马王堆帛书的正确复原蕴含着数不清的学问。50多年来,对马王堆的研究从来不曾停止,对马王堆的任何新发现、新解读,都是我们打开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在马王堆的众多帛书中,3号墓的一幅帛画,尤为珍贵和特殊。这幅帛画绘有七位神祇和三条神龙,学界对此画的命名繁复不定。比较权威的称谓是《大(太)一祝图》的说法,取残片经辨认后的题记首句“大一祝曰某今日且”的前三字。所谓“大一”,即“太一”,“大”与“太”通,太一是汉代地位十分崇高的至上神。

　　但对于“大一祝曰某今日且”残片是否为帛书右上角的题记首句,有学者还是提出疑问,因为此残片上下皆有残断,因此无法凿实到底是不是首句,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前研究员、现日本岩手大学教授广濑薰雄对此就发表过疑问。

　　郑健飞,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毕业生、上海大学博士后,同样对“大一祝曰某今日且”存在疑问,在读到广濑薰雄先生的相关文章后,这一困惑更是久久萦绕在心间,不能得到解答。他一直将这一疑问埋藏在心底,直到有一天,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想在他脑海中浮现。

　　这一天,郑健飞如往常一样勤奋地阅读、整理文献,当他在记录、搜集出土秦汉简帛材料中的祝祷辞辞例时,他把多份材料都罗列在了一起,并进行排比,材料显示的结果让他瞬间有所明悟。

　　多份材料在罗列中出现了非常直观的一幕,文物中相当多的祝祷辞在动词“祝”之前会注明“禹步三”的动作(禹步是指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传为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因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而回忆起秦汉文字中“大一”的字形写法,郑健飞恍然惊觉,由于帛书的破裂、变形等对字体进行了改变,很容易造成对文字的错误释读,那么“大一祝曰某今日且”中“祝”之前的“大一”,是否就是“禹步三”中“三”的变形呢?

　　带着这种强烈的直觉,郑健飞紧忙把帛画的高清原版图拿来进行比对,在仔细查看后,他越想越对。原祝祷辞“大一祝曰某今日且”中的所谓“大一”,就是对“三”的误读,此“三”的下面一横是正常的,而上面两横由于残片拼合不密加之歪曲所以被误认为大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修复后的结果,因此帛画的题记实为“……(禹步)三,祝曰:某今日且……”再称其为《大(太)一祝图》,也就不合适了。

居延汉简

是如何被发现的

　　居延地区处于沙漠和戈壁之间,古时有“弱水流沙”之称,《尚书·禹贡》载:“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是今天的黑河,流经河西走廊张掖、酒泉,东北入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汉代居延地区,终于古居延海；大漠之中沙随风动,故称“流沙”。

　　在居延地区,出土有汉简。这一地区能够有汉代的文物留存,和西汉时期为抵御匈奴对边境的侵扰、增强西北边防实力,晁错提出的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移民实边的优惠政策有关。比如对于有罪或赎罪的人,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对于平民百姓,给予优厚待遇等。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大量的中原人口迁徙到了河西边塞。

　　在居延地区也有一部分原住民,如小月氏、卢水胡、羌人和匈奴,他们归义汉朝后成为边郡的编户齐民,受汉朝的管理。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在汉简中统称为“胡人”。包括秦胡、卢水等民族,与戍边的汉人一起生活于居延弱水绿洲,他们都受中央王朝的管辖。

　　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是中国最常用的书写载体,随着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经营,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简牍文书,这也是居延地区能够存有汉简的原因。居延汉简名震中外,它和敦煌藏经洞、殷墟甲骨文、明清故宫档案一起,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四大文化发现”。

　　考古学家对居延汉简的发现,源自一场钢笔掉落引发的意外。

　　在20世纪30年代,贝格曼作为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个中外平等合作的科考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员,踏上了额济纳流域的土地。一路上,科考队的成员历经了暴风雪的摧残,山匪的追赶,即使夜晚也要预防狼群的侵袭,已然疲惫不堪。

　　1927年4月26日成为了科考团调研的转折点,这天,贝格曼在标注数据时不慎将手中的钢笔掉在了地上,正是这根钢笔的掉落,引发了居延汉简的出土。贝格曼在捡钢笔时,视线中突然出现一枚生满铜锈的铜币,这枚铜币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判断,这是一枚汉代的五铢钱,如果汉代五铢能够留存至今,说明这里的遗迹还没有人发现过,很可能会有所收获,于是贝格曼就带着队员在发现五铢钱的位置附近开始了发掘。

　　几小时后,带有墨书的木片露了出来,成员们初步推断,这是一枚汉代的木简。这一枚木简的发现,就逐渐揭开了居延汉简发掘的帷幕。这一木简的发现也犹如一枚强心针,让所有人激动不已。

　　几天后贝格曼还有一有趣的发现,他还在一个老鼠洞里发现了削下来的木简碎片。他推测,古代居延人在原来写过字的木简不用时,就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片拖回洞里,汇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此后,在北到额济纳河流域,南到金塔毛目的广大地区,贝格曼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和大规模发掘。在长达11个月时间里,他在居延地区南北250公里,东西40公里的范围内,踏查了410多处遗址,发现了3700多件文物和10000余枚汉简,让学术界为之震惊。

　　居延汉简涉及到汉代生活的点点滴滴,譬如调味食物木简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汉人为了保证饭菜口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口味的来往人员的饮食需求,准备了各种调味品；吃鸡简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名汉代厨房负责人上报的有关一年内入鸡、吃鸡的统计。

不起眼的探索

发现良渚古城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对声名赫赫的良渚文化的初步发现,是1936年就有的事,但让“良渚文化”成为“良渚文明”,发现良渚遗址环绕的城墙,则要到2000年以后。

　　在2006年4月,莫角山西边一个叫葡萄畈的地方,管委会为了安置搬迁人口,选了块地准备建设一些住房,让人居住。也因此,选派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领队,去对那片土地进行一番调查挖掘。

　　这是一次寻常的调查,所以也没有人对此有什么期待。只是这次发掘从河道里挖出来的东西却出奇的好,有丰富的陶片,甚至还出土了玉料。这也使得刘斌意识到这条河的重要。

　　当时,刘斌想要仔细地调查这条河道,看看河宽多少,他发现河道大约40米。他又萌生出看看这条河道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砌的想法,只是管委会画了红线,实在不好操作,而且周围全是房子,没什么空间可以解剖。

　　刘斌好不容易解剖出的一小块,也就2m×4m大小,而且因为解剖出来的土很纯,像生土,刘斌也没有什么发现,但刘斌总觉得不对劲,又往下挖了几十厘米,还是没有大的收获。这块土的取得,实际上已经有些超出了管委会要求的范围,加之刘斌因为想要调查,耽误了很多时间,管委会对他也很有意见,觉得他这调查实在缓慢,但刘斌秉着一定要探查清楚的精神,还是一直顶着压力,积极探索。

　　到了12月份,刘斌才迎来了重要的发现。当刘斌在外开会时,技工发给了他一些图片,图片上的石头分布得稀稀拉拉的。这些石头是从土中取得的,石头上面是几米的堆土,堆土中间也没有间隔层,这样刘斌一下子迸出一个想法:这是不是地基呢?但如果是石头地基的话,这该是多大的工程量啊?

　　莫角山附近并没有原生的石头地层,如果是大面积的石头地基,那么分布应该很广泛。为了一探究竟,在看到图片的第二天,刘斌就去了莫角山附近的村落调查。当时有个民工对附近村子很熟,很是热心,在他的帮助下,刘斌得以到村民们那里去询问。这一问,刘斌就了解到,村民们有两家打井的,也挖出过那样的石头。刘斌顿时觉得,心里的猜测八九不离十了。

　　刘斌意识到这极可能是个重大发现,但管委会那边还在催,于是他就想到找人帮忙说说话,延缓一下工期。刘斌找了在国家文物局担任过司长的孟宪民,当时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书记,刘斌还找了和他相熟的张忠培先生和赵辉老师,在众人的劝说下,刘斌获得了充分的调查时间。

　　第二年一开年,大规模的深入挖掘就启动了,到了2007年上半年,刘斌带队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多米的石头遗迹分布。为了保险,刘斌还挑选了很多地点进行反复的确证,结果确实发现,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堆积。环绕着莫角山的良渚文化城墙,随着不断地深入探索与发掘,终于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2007年11月29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良渚古城的重大发现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良渚从此不只是文化,更是文明。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员有时顶着很大的压力,正是考古人宁可抓错也不放过的精神,一批一批的重大发现得以与世人相见。

　　　　　据“文博时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