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先贤话和平

  □ 张九龙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动荡,人们更意识到和平的可贵,这在齐鲁先贤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晏子春秋·外篇》记载,齐景公曾问晏婴“和”与“同”的区别。晏子回答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意思是,所谓和谐,就像煮肉汤一样,要用水、火、醋、酱、盐、梅子来烹调鱼和肉,用柴草烧火加热,厨师不断搅拌它,还要调剂它的味道。味淡了就再添点佐料,浓了就少放佐料。人们吃了才心情平和。这种对“和”的认识,直接影响了齐国的政策,“强兵慎战”“诚信礼让”“商贸止战”的齐国,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标杆”。

  墨子则明确提出“尚同”“非攻”“兼爱”的和平思想,比如“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在墨子看来,只有消除战乱,制止战争,才能实现和平,而和平只有“兼爱”才能实现。他追求和平、主张“非攻”,但对战争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对于那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或自卫战争并不反对。值得一提的是,墨家不仅是和平文化的倡导者,还是和平文化的践行者。墨子为阻止楚宋之战,从齐国出发,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磨破了脚底,说服公输盘和楚王,并多次瓦解了公输盘攻势。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国最终放弃攻宋,战争得以避免。

  有趣的是,专门指导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兵家,同样表现出鲜明的追求和平及“慎战”的理念。

  《孙子兵法》提出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集中体现了齐国军事的“慎战”思想。《六韬》记载了周文王、周武王问政姜太公时,姜太公提出的军事战略,内容仍是不支持采用军事手段,而主张用政治、外交手段打击敌人。兵书《司马法》则倡导以仁爱为本的义战,提出“以战止战”的战略,反对轻战、妄战,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认为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但不能轻易发动战争。

  对和平最为推崇的,当数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和平理念体现在修齐论、和谐论、仁爱论中。

  例如,修齐论有《礼记·大学》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和谐论有《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中庸》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左传·隐公六年》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仁爱论有《孟子·尽心上》的“仁者无不爱”,《孟子·离娄下》的“仁者爱人”,《孟子·梁惠王上》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颜渊》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公冶长》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儒家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释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体体现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进一步推而广之,孔子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下为公,意味着和谐相处,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天下为公”是中国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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