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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下文简称CPAC）拉美分会第五次会议在墨西哥召开。这是今年拉美极右翼在西半球的第三次集会。
近年来，伴随拉美政治力量博弈升级和意识形态斗争加剧，地区极右势力进入活跃期，新右翼力量渐显雏形，开始出现与美西方保守派联动之势。
四五年间，CPAC在拉美日益壮大、渐成气候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掀起大规模激进民权运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平权斗争取得长足进步。1973年，美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作出判决，赋予堕胎行为合法性，使之成为塑造美国社会的里程碑案件，与此同时也激起了美国自由保守势力的严重不满。1974年，在美国保守派联盟和美国青年自由组织的推动下，CPAC正式宣布成立，同年在美召开首届会议。
CPAC现由极右翼智库“阿特拉斯网络基金会”资助，是美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聚会之一，并经常与西班牙极右翼政党Vox组织、匈牙利民粹主义组织“价值观政治网络”进行互动交流。
自创立以来，CPAC已组织召开会议五十余次，活动范围和阵地不断扩大，逐渐从美国扩展到拉美及西半球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2019年和2022年，CPAC相继进入巴西和墨西哥，每年不定时举办，规模日益壮大，发展渐成气候，并开始对标拉美左翼政党组织“圣保罗论坛”。前不久，由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多发起的CPAC峰会在巴西刚刚落幕，出席会议的核心人物包括博索纳罗、阿根廷总统米莱、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共和党领袖卡斯特、秘鲁首都利马市长阿里亚加、多米尼加军事强人特鲁希略之孙多明格斯等人。会上米莱对本国基什内尔政府、玻利维亚政变事件、委内瑞拉内政等发表了争议性言论，再次亮明对博索纳罗的无条件支持，又借故缺席了南方共同市场首脑峰会，进一步加剧了拉美左右翼政治对立和区域一体化分裂程度。
拉美新右翼，传统右翼的“表亲”
无论是“极端右翼”“激进右翼”“另类右翼”，抑或是“民粹主义分子”“新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当今拉美新右翼独有的身份标签。具体来看，首先是强烈反对堕胎以及妇女和同性恋权利。拉美的基督教宗教原教旨主义拥有深厚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传统和新右翼精英们通过将宗教问题与种族、阶级和性别议题糅合联系起来，以信仰为名发起“文化战”、散布“道德恐慌”，推崇“性别意识形态”，共同为反堕胎合法化和维持传统异性恋家庭背书。
还有反对犯罪，推行维护公民安全的强硬路线。拉美新右翼善于利用公民安全问题等左翼政府的软肋，加以放大的同时进行政治化处理，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不惜背上“人权迫害”的政治骂名，但往往能快速达到预期效果并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口碑。以此为代表的是萨尔瓦多布克尔、厄瓜多尔诺沃亚对打击国内暴力犯罪的粗暴治理模式，其中奉行“铁腕治国”的“布克尔模式”最受关注。
再有就是坚决反共、反左以及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左退右进或左进右退已经成为拉美政治生活的常态，反映出地区左右翼交替执政、难以共生共存的底层逻辑。历史地看，拉美每次进步力量的退潮必然伴随着自由派和保守势力的归来，而进步力量上升的背后也总可以窥见右翼势力的暗自蓄力。自本世纪以来，拉美已相继经历两波“粉红浪潮”，相较于第一波左翼执政的辉煌时期，2018年开启的“第二波粉红浪潮”中左翼政府治理能力普遍更为脆弱，这也为新右翼和极右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时间窗口。
作为拉美右翼的分支和“异类”，新右翼的组成成分更为复杂，与传统右翼是“表亲而非真亲”的关系。米莱是奥地利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狂热拥护者，在全国推行“休克疗法”，主张降低政府干预，鼓励市场竞争，绝非经济民族主义者，也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布克尔也声明其并非“反全球化主义者”。博索纳罗是坚定的气变怀疑论者和反疫苗阴谋论者，但却无意贯彻右翼传统的自由市场论和严苛的财政纪律。卡斯特是智利现行宪法和亲市场政策的坚定卫士，但表现出尊重科学和理性的作风，主动抵制反智主义，行事风格更具可预测性。
除此以外，拉美新右翼的另一大特点是开始向“特朗普化”转变。无论是被冠之“特朗普分普”的名号还是复刻“让某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拉美新右翼一直与这位美国非建制派前总统保持着微妙但友好的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拉美新右翼兴起时间尚短，政治根基较浅，亟需依附域外成熟极右翼势力以壮大自身，或是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集结区域内分散的新右力量。
在这一背景下，CPAC成为美国和拉美极右翼联动互通的重要平台。白宫前高级顾问班农、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席施拉普、古巴裔国会参议员卢比奥都已成为CPAC拉美分会的常驻嘉宾。
拉美新右翼集体性崛起及其背后的美国因素
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中产阶级返贫是拉美新右翼集体性崛起的主要原因。拉美经委会最新报告再将今年地区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1.8%，并称“拉美再难承受第三个‘失去的十年’”。
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历了第一个“失去的十年”，年均增长率为2%。从2014年到2024年，拉美又经历了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9%，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贫富分化大幅加剧，社会结构越发僵化以及中产阶级返贫现象严重。
中产阶级向来被视为民主政治中的镇定剂，但当经济平等不再，中产沦为“新穷人”，便难以发挥其维护政治稳定作用。反之，由于拉美中产阶层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很难选出可以代表其阶级利益的单一政党，于是便催生出众多新兴的小型政党，成为当前拉美新右翼团结拉拢的重要对象，其中一部分以政治素人或者“局外人”的身份成为新组织的中坚力量。
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性和政治极化现象加剧是新右翼集体性崛起的关键原因。拉美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美式民主的效仿，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未竟的前提下率先实现了向民主社会的跨越，这也必然导致了拉美的民主运行体系与其实际国情不匹配甚至排异的情况出现。
当前，拉美政党制度变革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新政党的不断涌现和现有政党的融合与分裂，表现为政党制度层面的波动性越大，政治极化的程度就越高，新右翼出现的可能就越大。譬如厄瓜多尔曾因种族和地区分裂原因进行数次宪法改革，但却间接提升了各政党的分散程度。卡斯特则是在脱离传统右翼政党“独立民主联盟”之后才成为智利共和党代表。
社会心理和选民心态的改变也起到了催化剂作用。拉美近年来选举政治中出现了明显“反现任、反在职”趋向，选民普遍对现政府执政不满，对国家机构丧失信任，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更易被来自小众或边缘阶层的新兴政党所吸引。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繁荣的结束和腐败丑闻的政治化严重影响了左翼政府的公信力。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笔记本腐败案”的不断发酵和巴西总统卢拉与“洗车行动”的纠缠不清，都深刻改变了左翼政客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另一方面，传统右翼难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无法制定出能够吸引广大选民的纲领性方案，这为新右翼的介入创造了可能空间。智利前总统皮涅拉执政期间就曾爆发过1990年代民主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乱，让智利“拉美民主绿洲”的神话跌落神坛。
社交媒体的广泛参与成为新右翼崛起的重要推手。在虚拟世界中，诉诸两极分化的言论往往可以吸引具有强烈党派身份认同的受众，从而加剧政治情绪的二元对立。通过操纵媒体和舆论风向就可为新右翼带来大量潜在票仓，还可以为其“幕后金主”创造巨大经济收益。特斯拉和Space X所有者马斯克正在成为极端保守派的精神领袖和拉美新右翼的“超级英雄”。马斯克频繁在X平台上与米莱和博索纳罗等互动，其在电动汽车和锂电池方面的大型投资计划让极右翼政党跃跃欲试，马斯克本人在新右翼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也随之快速增长。
通过分析拉美新右翼的崛起历程，不难看出美国因素在背后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考虑到美国大选将至，今年以来CPAC举办频次之多以及特朗普与拉美新右翼互动之频繁，无不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由于美国民主党长期致力于培养拉丁裔票仓，拉丁裔选民一直是忠实的民主党选民，而2020年大选特朗普在少数族裔的得票率上大败，让其更加专注于吸引拉丁裔选民群体。
美国的拉丁裔天生保守，坚持“上帝、祖国和家庭”的信仰，与传统右翼和新右翼拥有天然的亲近感，在某种程度上更易与美国共和党产生共鸣。为此，特朗普在个人风格塑造上更加突出拉美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和大家长式作风，在提振经济、扩大就业和提升社会治安等拉丁裔关心的议题上做出更多承诺，并且通过参与CPAC等保守派聚会和与拉美新右翼政治明星结盟的方式，对目标票仓进行精准锁定。
但结合上一届共和党执政时期的美拉关系走向来看，特朗普所谓的“改变”大概率可能是“糖衣炮弹”，毕竟推行“美国至上”的总统是不会与其眼中的“粪坑国家”为伍，而只会建造更高的边境墙和驱逐更多的移民。而失去了美国支持的拉美新右翼，今后又能走多远呢？
（章婕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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