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历史久远,且有迹可寻,传说在距今5000年前的炎帝时代,就有东夷夙沙部落“煮海为盐”之说。到了夏朝大禹时,青州海盐被定为贡品,春秋时期齐国创造取盐法,留下“古代产盐莫胜于山东,盐法之兴亦莫先于山东”的断言。《管子·地数篇》记载:“楚国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渠展”是古代一个地名,在古济水入海处,与今日利津县域轮廓大致重叠,这无不证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山东,是中国最早的产盐区之一,历史至少在三千年以上。
□文/图 许志杰
齐国得
鱼盐之利
在攻伐不断、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得以八百余年屹立不倒,不仅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证,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为求得发展,分别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发育成长,齐国不仅首先发明了制盐法,还以盐兴邦成为强国,是以规章制度管理盐业最早的地区。齐国实行民制为主、官制为辅、让利于民的开明盐政,盐业之盛造就了富强的齐国。各诸侯国的强弱穷富、胜败兴旺,固然有“人”的重要因素,但地理环境的优劣、地缘关系的远近,也是重要条件之一。
大致说来,齐国领土主要在今山东一带,管仲说过齐国疆域“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从战略上讲,“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如此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人、时、事、地、物俱全,齐国不仅经济蓬勃向上,同时造就了包容力极强的齐文化,居于百家争鸣的中心位置,还形成稷下学宫开放的学术氛围。
据传说,姜太公活了100多岁,此后历经九位齐国公,国力平平,王位传到齐桓公时,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是在鲍叔牙的推荐下,管仲被齐桓公招至麾下,有“管鲍之交”美誉的管仲、鲍叔牙成为齐桓公的左膀右臂,管仲效力齐国四十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举完成春秋霸业。
管仲,名夷吾,他并不是齐地之人,而是西周楚地慎邑(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投奔齐桓公之后,管仲从齐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想法。他认为首先是解决百姓温饱问题,无论国之粮仓,还是百姓家的粮缸,只要里面装满了粮食,国才能安定,百姓才能乐业安居,遵守法度礼节。其次就是“便渔盐之利”,管仲利用齐国的地理优势,提出发展海滩盐业,形成煮盐、冶铁、铸钱三大利好,这极大促进齐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富民强国,成就齐国诸侯霸业。
允许百姓与官办
同时煮盐
渔盐,尤其是盐业,是齐国富庶强盛的根基所在。翻开《管子》一书,有关盐的比比皆是,比如《管子·地数篇》记载:“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
齐国有长达几百公里的海岸线,这里人们吃的是海盐,生产盐的方式是煮盐。《管子》说:“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为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时方作,令民母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大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天下,然则天下不灭矣。”
管仲把煮盐这件事看得很神圣,原因在于当时煮盐并非易事,大海潮起潮落,盐田受潮汐影响很大,弄不好一阵海风吹过,巨浪不仅毁坏盐田,甚至连煮盐的人也一起卷到大海里去。
如果现在到鲁北以及莱州湾的盐场去看,可以看见单元式成片的海水池敞开着,接受剧烈的阳光暴晒,然后水分被蒸发,白色的大盐粒子自然形成,这样的制盐工序被当地人称为“晒盐”。
那么如今的晒盐与管子所说的“煮盐”有什么异同?齐国实行的“煮盐”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呢?
山东的鲁北各县是中国海盐生产的主要区域,一直延续着齐国开创的产盐事业。根据考古挖掘,鲁北地区的很多地方发现了盔形陶器,考古人员推测,这是古代齐国大规模煮盐的工具。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孟子,曾经在齐国逗留了八年,他遍访各地名师,体察民间烟火,对于百姓日常生活也有细致入微的体味,包括在鲁国看不到的“煮盐”。
孟子敏锐地发现,在靠近齐国都城临淄南边,有“牛山濯濯”的景象,孟子认为这应该就是管子所说的“煮盐”。牛山上没有树木,光秃秃的,他判断树木可能是被砍伐,用来“煮盐”了。前有大型盔形陶器,后有人聚集在牛山,树木被砍,对应了“以柴煮盐”的猜测。
管子发展齐国的工商鱼盐之业,制定了“官山海”的管理措施。《管子·海王》记载:“唯官山海为可耳”,也就是说朝廷对所有盐资源实行垄断,允许百姓与官办同时煮盐,由朝廷专管专卖专销,官民分利。每年十月到正月,这四个月的时间只准官办煮盐,其他时间允许百姓煮盐。同时聚集百姓营造“工商之乡”,因此出现了专门制盐的家庭,甚至家族、村落,“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场面非常盛大,据此可知齐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盐业生产大国。
据有关史料统计,齐国年产盐的总量达到36000钟(钟为当时齐国计量单位,1钟合今制348公斤),年收成金达1.1万余斤(每斤合现制半斤)。此外,齐国还是海盐的出口大国,盐业贸易非常繁盛。
《管子》是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经学家刘向根据所见散本整理成书的,唐初名相、齐州(今济南)人房玄龄加以注解,明代刘绩又对此进行了补注,传承有序,应该值得采信。
齐国以降三千年
山东盐业日渐昌盛
齐国因盐而民富国安,自此打开绵延不断的山东盐业三千年发展史。
齐桓公谢世后,齐景公执政,他废除管仲倡导的“民制为主”的制盐政策,实行全面官制,与民争利,因此海盐卖价昂贵,民多怨愤。秦统一六国后,对原本发达的齐地盐业进行开放,盐的产销放开,使齐地一度萧条的盐业得到恢复。
汉武帝时期,全国设有37处盐官,今山东境内就有11处。到了唐代,官府对青州、莱州、无棣盐区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直接专买制”,凡是制盐者必须得到朝廷许可,专立户籍,盐民被叫做“亭户”,其他人制盐皆属“盗盐”,严惩不贷。“亭户”产盐,必须官收,私自运盐同样要被严惩。后来“亭户”改为“灶户”,以区别于农户。唐代贞观时期,东莱郡掖县发现两处盐井,这也是山东盐区利用地下卤水制盐的开始。
唐代有一位著名盐政专家,他就是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刘晏(公元715—780年),可与管仲齐名。
刘晏在唐代中叶管理朝廷财政数十年,在多地担任盐铁使,管理盐业等。他针对当时官府实行的盐业官营、直接专买的众多弊端,首先精简设置重叠、臃肿的盐务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再者改变官收、官运、官销为商收、商运、商销,即在产盐区设官府盐官,负责向盐户收盐,加税后卖给商人,盐商所过各州县不得再行加税。刘晏还要求提升制盐技术水平,改进制盐工具,帮助盐户提高劳动效率,增产增收。
在刘晏担任盐铁使期间,官府盐利从40万缗(指用绳穿成串的钱)剧增到600万缗,1缗为1000文,汉代开始作为计税单位,后泛指税金,同时盐户负担没有加重,收入得到提高。到唐代宗大历末年,一年的征赋收入达到1200万贯,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唐德宗继位后,刘晏遭人陷害致死,终年65岁。
到了北宋,苏轼任职登州太守时,连续向朝廷奏请罢榷盐(民制、官收)制,建议改为民制、商销、官收盐税制,被朝廷采纳。当时登州、莱州两府百姓还专门立石镌刻《罢榷盐状》,以此颂扬苏轼之举。
明代洪武元年,山东设都转盐运使司,并有胶莱、滨泺两个分司和泺口批验所,管辖盐场十九处。为了便于运盐,朝廷开始整修小清河。当时山东制盐的方式有两种,煎盐和晒盐,但煮盐基本被淘汰。
清承明制,山东设盐运使司,山东共有盐场19处,灶户13571家,灶丁45116人。灶地每50亩为1丁,每丁额定产盐2引14斤8两(每引重400斤)。清康熙年间,寿光盐由煎盐改为晒盐。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于利津入海,黄水漫滩,重创山东地区制盐,到1912年仅剩盐场7处。
同在1912年,山东盐业还发生了两件影响重大的事件,一个是日本商人葛城助之助,从青岛购盐8万担运往朝鲜销售,开启山东盐出口先河；其二是山西汇兑庄(银号)徐济川,投资兴建寿光羊角沟到刘家呈子村运盐轻轨铁路,总长40里,开兴修铁路运盐之先河。1913年,山东全省销盐2556636担(一担100市斤),收税款4193136元,占全国税收总数1900万的22%。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沿海大盐田全部收归国有,1955年全省盐业机构实行“产销合一”,山东盐价一等粗盐每担8.17元,洗(精)盐每担8.42元。1988年,全省生产原盐361.4万吨,实现生产总值47320.7万元,销售总收入达到33016.2万元,出口创汇1810万美元,各项指标连续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自2016年起,我国取消食盐专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涉盐企业实现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至此,始于2600多年前齐国管仲创造的盐业专卖“官山海”成为历史,具有3000年历史的山东盐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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