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财发布《2024年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房地产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7月7日上午，2024年中上财宏观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行政大楼一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发布《2024年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分析和研判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遇到的风险挑战，并围绕通货紧缩、对外贸易、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泉红，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周景彤等嘉宾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会议并致辞。

刘元春表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全面审视大时代对于中国宏观环境和内在逻辑的影响，单纯就金融谈金融、就产业谈产业、就货币财政谈宏观都可能面临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答案的窘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异、房地产深度调整以及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推动下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主导中国宏观经济新发展、新逻辑和新规律的三大力量。一是地缘政治的变异，使地缘政治逐步成为世界风险的主导力量，地缘政治的重构力量开始超越资本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逻辑，全球经济增长中枢的下滑、结构的分化以及风险性质的变化，直接改变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式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规律；二是房地产的深度调整彻底宣告了传统发展方式的终结，中国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裂变，我国支柱产业正经历全面转化、脱胎换骨的过程。房地产领域的困局是产业逻辑、GDP增长逻辑、货币逻辑、财政逻辑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三是新质生产力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已成为时代新叙事。过去20年，我国在创新驱动战略上取得辉煌成就，走出新质生产力新路径，最为凸显的就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上取得新突破。“新三样”去年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大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速维持在两位数，成为投资稳定的基石。这些突破和成就预示着新一轮技术进步在产业拓展中实现创新。因此，中国新一轮产能过剩与传统过剩有着本质差别，而这种差别标志着中国在新质生产力、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找到了新路。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在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中，全面更新了传统产业政策，展现了新内涵，形成政府与市场多维互补的耦合模式。他强调，新产业、新技术的变化一定会改变传统实体经济乃至金融体系运行的规律。三大力量带来的总量、结构以及动态规律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用传统的视角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本质，也难以在局部研究中找到解决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因此，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具备时代视野，以更高智慧来审视中国经济所呈现的新逻辑、新机制、新规律。他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能够直面并回答当下市场、民众所关注热点问题，这也与上财宏观论坛为政府提供学界思考，形成中立的讨论平台，帮助师生在课堂和书本之余寻找思考学习之有效路径的初衷不谋而合。

上海财经大学宏观团队成员，经济学院教授朱梅代表团队发布了《2024年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她表示，2024年外部风险依然处于高位，大国博弈环境下贸易风险增加，地缘政治冲击贸易结构。国内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因素，通货紧缩压力犹存，房地产市场需求端依旧低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化加剧。虽然存在众多风险因素和困难挑战，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复苏，1-5月经济指标基本符合预期，全年增长5%左右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当前，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主旋律，正确分析和看待当前经济复苏的态势和薄弱点，对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经济行稳致远具有关键作用。供给侧方面，服务业全面恢复增长，工业稳中有升、建筑业平稳运行，但是房地产业持续下滑，目前正处于结构转型阵痛期，国际原油价格也存在小幅波动，食品价格持续回落，全球供应链压力暂行低位。需求侧方面，消费温和复苏，但是增长不及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内部分化，制造业投资带动作用增强，基建投资平稳增长，房地产投资延续下行趋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对外贸易稳步增长，外部风险依然处于高位。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货币政策总体保持可持续和防空转的稳健状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但地方财政收支两端承压。上财宏观团队建议在宏观经济发展迈向新均衡的关键时期，要着力打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拳，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增强。

报告发布后，进入到主旨演讲环节。陈钊作主题为《新兴产业与城市兴衰》的主旨演讲。他谈到，城市兴衰关系到人口在不同区域的此消彼长，涉及宏观发展及结构调整等内容。而城市收缩是全球普遍面临且持续的挑战，一些城市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收缩，另一些城市则实现了收缩后重新恢复增长。他首先阐述了新兴产业和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高成长性和高突发性，通过拉动上下游传统产业的增长，刺激了经济，进而带动收缩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对城市收缩和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回顾梳理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新兴产业，2009年以来制定并落实一系列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上升至2020年的11.7%。战略新兴产业也为收缩城市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收缩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方面，他表示，新兴产业发展每增加1%，城市常住人口增加0.02%，就业率增长0.03%，工资增长0.03%。据此，他进一步解释了新兴产业和城市发展内在机制：新兴产业通过拉动上下游传统产业的增长来刺激经济，进而带动收缩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发展；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和吸引传统产业，促使人口流入、就业增加、工资增长。最后，他提出，城市的收缩过程并非不可逆转，城市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人口流出后，通过发展适当的新兴产业，有可能重新实现城市规模逆转。希望政府通过间接的政策扶持培育好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让市场自发生长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

盛松成作题为《金融数据也是经济运行的反映》的主旨演讲。他认为，金融数据是经济运行状况的直接反映。当前经济形势下，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配合，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他首先探讨了金融数据与经济运行的关系，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金融数据走弱的主要原因。需求不足表现为我国订单指数回落、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产能利用率下降等。从金融数据看，5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下降4.2%，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企业活期存款下降导致M1下滑，反映了当前企业投资意愿较弱，因为企业如果在短期内投资，往往会将资金存入能开支票的活期存款账户。二是房地产销售下行，使得房企收入减少，造成M1余额下降。房企销售资金一般都放在活期存款账户上。三是居民消费需求偏弱抑制了居民存款向企业存款的转化。由此可见，金融数据偏弱是经济修复缓慢的一个表现。随后，他围绕金融数据受到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货币政策应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内容展开论述。他指出，我国经济总体向好，但是恢复的进程较缓，基础还需巩固。过去，房地产贷款占整体贷款的比重较高,近期该比重逐渐下降；除房地产以外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均超过各项贷款整体增速，说明更多资源流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有所回落，但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我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也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如主要反映企业之间流动性的表外融资有所恢复，表明企业融资逐渐好转；5月政府债券发行速度加快，财政政策更为积极。为了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他建议，货币政策应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中的作用，适当提高政府债券发行进度。

杨成长作主题为《新质生产力创新金融和财务新理念》的主旨演讲。他结合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提出金融系统和财务管理需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而自我创新。首先，他回顾了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重大产业变革。在企业层面，新质生产力改变了企业发展动力、发展要素、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在产业层面，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横向关系、纵向关系、驱动因素、关联关系的变革。随后，他高度概括了新质生产力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要求：科创金融要求金融更好服务于企业创新融资需求，全周期金融需要金融体系提供多种融资工具融合、长短期资金配合的综合融资服务，风险金融要求金融系统服务新质生产力企业全流程的风险管理需求，产业链金融推动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向产业链金融模式转型，动产金融推动不动产金融模式向动产金融模式转型，并购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导向下企业旺盛的并购重组需求，治理金融通过企业财务结构的优化来带动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绿色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企业绿色化转型的需求。据此，他提出，新质生产力需要创新财务管理。新质生产力发展导致资本化要素愈发丰富，经济发展要求财务管理全面提升战略管理、预算管理、过程管理、风险管理四大方面能力。通过优化财务方法，创造企业特色比较优势，更好反映企业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实体、股权与金融投资一体化，解决金融与实体投资分歧，更全面反映企业多元价值，推动企业财务治理、风险治理、结构治理三合一，引导企业财务向产业链财务转化。

刘泉红作题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他以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结合为出发点，讨论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如何发挥传统产业重要作用。他表示，要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地位与贡献。传统产业作为技术和生产工艺比较成熟、发展时间较长、劳动密集的产业，可以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变化向高端转变，经过改造升级后能焕发旺盛生命力，是我国经济的压舱石、现代化产业体系底座，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载体支撑和依托。着眼未来，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主要靠科技和制度双轮驱动。科技创新方面，一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供应链管理效率，促进业态融合，通过数字技术助推传统产业孕育新模式。二是通过科技工艺攻关、充分释放要素价值，促进传统产业增强新质效，实现精准化、高效化、高价值化的发展，以要素升级促进传统产业增强新质效。制度创新方面，一要推动组织变革，打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堵点，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二要畅通循环，完善开放机制体制、积极应对“脱钩断链”来加强外循环，拓宽我国传统产业“走出去”的空间。同时，优化国内生产力布局，强化同类地区的产业协作与融通发展，增强产业内循环协同性和关联度。最后，他对传统产业如何结合新质生产力提出以下对策：科技创新赋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着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优化重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周景彤作题为《美对华围堵政策制定回顾、影响与突围》的主旨演讲。回顾2018年至今美对华围堵政策的特点和内容后，他认为，中国正处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环境巨变、结构转变、动力切换的关键阶段。过去6年美对华的围堵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加征关税、科技制裁、金融遏制和重塑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在这些围堵政策之下，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表现出强大韧性。首先，中国对美出口份额下降，但外贸竞争力未受明显影响。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不降反升，出口市场结构更加多元，新兴领域出口增长强劲。其次，科技围堵倒逼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受限企业更关注研发。此外，中国仍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短期内难以被其他经济体取代。他表示，围堵政策对美国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加征关税直接推动了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通过传导和竞争效应加大通胀压力，无疑牺牲了大量美国本土企业及居民家庭的利益；加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破坏了世界贸易投资秩序，经贸活动排他性增强，严重削弱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的能力，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于我国未来的应对与突围之路，他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升级、支持企业出海和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等四个方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