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作为一种空间：跨界协商与比较视域下的中国经典|文学_新浪财经

2024年5月18日至19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办、沪港大学联盟资助的“跨界协商与比较视域下的中国经典”国际学术论坛暨沪港青年学者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顺利召开。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郭西安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凌超以召集人的身份策划和组织了此次学术活动。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澳门大学、芝加哥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工商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香港树仁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二十余位学者，围绕着“中国经学传统的再探讨”“海外汉学与经典研究”“经典传统与信仰的共同体”“数字人文与经典的当代研读”“跨越文类与媒介的经典”等五个核心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讨。

与会学者合照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陈学然教授主持开幕式。系主任程美宝教授在开幕式上对所有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提及此次国际研讨会作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建系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第一站”的特别意义。随后，她代表系方向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赠送纪念品，期许内地与香港的学术互动绵远流长，在彼此启发中酝酿新的生机。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系主任程美宝教授致开幕词

开幕式结束后，来自复旦大学的陈引驰教授、来自澳门大学的张健教授、来自芝加哥大学的Haun Saussy（苏源熙）教授和来自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带来四场主旨演讲。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发言

陈引驰的报告涉及中古时代文学文本之特定形态、抄本文化的文学文本形态的历史普遍性、文本形态对文本之理解的影响等三方面议题。他提醒同行注意，我们仍需通过深入文本内部的文学书写成规和通则来增进对中古文学的认知和理解，特别是关注到诗歌、辞赋等类型的内部构成和脉络以及当时的文学类型概念。张健在其演讲中提出，“赋比兴”在汉代产生影响的历史真相遭受了遮蔽，他试图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以重新诠释，再度检讨赋比兴在汉代经学史中出现、诠释及影响的历史，进而推动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的改写。Haun Saussy（苏源熙）的报告以“Migration and Cultural Contact: The Long View”为题，结合个人经历阐述了移民对文化、社会和个人的影响。他不仅通过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移民叙事的分析揭示出苦难、创伤与英雄传奇色彩的并存态，并且将历史和古代文学文献读解对接到当今的移民问题上。季进以新发现的一批夏志清耶鲁时期英文论文为研究对象，将其早年的学术成果与新批评的研究理论建立关联，认为他从耶鲁英美文学训练中获得的世界文学修养、文本细读方式，尤其是人文主义信仰已直接且深入地影响了他后续的中国文学研究，这恰恰彰显了世界主义以及“比较视域与跨界协商”的魅力。

澳门大学张健教授发言

在跨界式的视域和方法中谈论经典以及“经典”问题或“经典”概念，与其说是为了对经典或经典之概念进行比较，不如说是对经典本身的质辩。这几乎是与会者的共识：经典并不是或者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给定物，而是一个被问题化了的地平线——研究者由此得以在“边界”、“阶梯”、“十字路口”这样的思维构型中将“经典”设置为对更大问题域进行勘探或重新叙述的契机。

芝加哥大学Haun Saussy（苏源熙）教授发言

就此种意义而言，本次研讨会设定的关键词“跨越”指向一种文化想象，它被视为诸种民族之间、诸种语言之间、诸种文化共同体之间或者诸种特殊性之间的中介或调停之物。它提示我们，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和开明的文化理想仍持续存在，以至于在公理似乎受到威胁的今天，历史依然先于我们并指引着我们，“经典”的伟大叙事可以在回溯中沿着一种有道德基础和审美开放性的冒险路线而展开，那是一种完全构想于对别处之好奇和对他人之渴望的历史。

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发言

持续一天半的青年学者研讨会在这一共享的理论期待下拉开了序幕。“跨越”作为一种理想文化空间的形象化，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差别化叙事，亦即在瞩目于联系性的同时也强调“非统一性”。在此一空间中，香港城市大学张万民副教授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比兴”和allegory这两种诗学概念之间的对立模式。他将其视为中西文化观念之间的代表物，并指出了它们所固有的局限性，随后，他提出了超越传统对立的思路，主张通过吸纳对方文化中的因素来拓展诗学范式。与这一思路形成支撑关系的恰恰是赵倞的研究。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倞所揭示的，那种认为欧洲文学理论传统以“摹仿”为起点、认为中国传统诗学以“抒情”为根基的惯常观点是有其不足之处的，此种分野并不能压抑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浮现出的被设想为应属于对方传统中的部分元素，换言之，对现实的模仿和情感的表达是以差异化的方式同时存在于中西诗学之中的。

有两位研究者通过此类“语境化操作”向我们提出了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启示。郭西安的报告着力于“经”这一概念的翻译所牵连的复杂议题，她认为这不仅涉及文辞的转换，更牵涉到意义和价值的文化间协商，而这些问题映射了各种潜在的文化预设、学术张力和话语壁垒。她提出“参鉴空间”的概念，以强调跨文化翻译诗学所提供的再协商与再生产契机。如果说郭西安将注意力集中于中西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则致力于古与今的断裂、延续以及知识在传统内部的转移和变形。在陆胤看来，经典问题应该关联到普遍意义上的教化实践和读写生活之上，“读书革命”和“读经法”之着眼点的转移无疑给宋元以来“文本取径”的传统读书法带来致命的冲击，这进而汇入了白话文兴起与新学科秩序形成的进程中。

陆胤、郭西安、张健、赵倞讨论合照（从左至右）

文明互鉴是本次研讨会主题词所暗含的前提性视野和理论抱负。借助异域或他者之眼来看待“自我”，此种镜鉴会使一种原本划定了界限的经典观发生移位。就更深处言之，海外汉学作为一种外部声音，其所携带的不可还原的他者性经验恰恰提醒着我们弃置那种同一性伦理（亦即同义性伦理），毕竟转换性与不可译性本就是语言的本质。与前述张万民和赵倞的报告有所呼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嘉军的研究探讨了裸体观念在朱利安与阿甘本的视野中的异与同。通过深入剖析朱利安对裸体艺术的本质主义观点，以及阿甘本借助后结构主义视角对裸体的重新解读，王嘉军提供了一种对裸体艺术进行中西比较的新视角。这不仅丰富了对裸体艺术的理论探索，更促发了对本质与欲望、文化符号与身体性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借镜于外部理论资源以构建出新的理论空间，这有助于对一些已颇具历史的学术话题进行重新范畴化，以转移话题的方式来面对话题。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顾一心的研究充分地受益于此。他聚焦于早期中国文本中的“传曰”引语模式及其意义，通过对“传曰”引语在古代文本中的分布和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经典化进程中知识构建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这项带有形式批评色彩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早期中国文本的理解，更试验了一种比较诗学路径的合法性。与此类似地，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秦振耀研究的课题也依托于晚近话语理论，将中国当代诗歌的外文翻译问题规划入一种被重新赋义的形式批评中。对他而言，一些微型的但明显带有前提性的对话主义和协商方式——譬如译者所代表的“另一个”言述主体的自我分裂性——仍有待更多细致的研究。

季进、王嘉军、顾一心、秦振耀讨论合照（从左至右）

恰如我们所知，经典并非一种静态给定物，而是不断移位的处于生成中的知识和话语，因此，我们自然应该关注到“经典”问题所必然要回应的知识的跨越性传播与再生产的问题。刘云、李以清、刘旭三位学者分别选定了能有效观测文化迁变进程的锚定点，并在实践中证明了一种僵化的比较主义的坍塌。今天谈及“比较”，我们不再设想一个建基于同一性的带有确切边界的等待着被冲击的封闭空间，而是认为知识、概念都时刻被“再语义化”或“重新语义化”，经历着从一套表征或实践到另一套表征或实践的发展过程。

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迁变与话语转场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翻译、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是如何在19世纪中国的宗教性传播中发挥其实际作用的。具体来说，她的研究聚焦于晚清时期新教《圣经》汉译史上的“圣名之争”，揭示了19世纪中期至1890年间围绕着“神”和“圣灵”等词汇翻译的辩论。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转移，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动态建构和重塑。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李以清则通过荷马及其史诗在帝制中国的引介，探讨了中西文化之间宗教共识的形成与散播。根据她的观点，荷马史诗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神圣性”符号，由此可被理解为宗教文化对话的媒介和动力来源。同时，这则研究案例有助于我们重新界定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刘旭老师的报告从围绕利玛窦而展开的个案出发，聚焦于有关身体与灵魂之类比的话语流转，探讨了在文化交流中的类比和转化如何影响后世的文化认知和汉学研究范式：这种身-心的类比不仅是符号化的表达，更是文化认知和解释的一种模型转换。

刘云、李以清讨论合照（从左至右）

自18世纪以来，知识就被组织成学科，每一个学科领域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独属的专业知识或研究路径。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科学社会学的介入，我们才有可能将科学视为大学、实验室、研究团队和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网络之间的交流系统。而今天，我们得以再一次对知识进行重新理解的契机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应用促进了这些新组织方法的引入。数字技术的使用无疑鼓励了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由此产生的变化拉近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距离。

在如今正在形成的“数字人文”时代，知识不再被视为内部主义认知观中单个个体所拥有之物，而是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既情境性的又分布式的建构。由此，知识既是一个对象，也是一个过程，是由计算机应用程序“增强”的解释性实践的结果，而计算机应用程序则被视为行动中的对象。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切实存在的词种“紧张的和睦关系”中，人文学者可以从中寻获一些重要的契机：面对纯粹计算机科学的计算逻辑，人文视角将是一种使机器变得人性化的方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先后发言的三位学者虽然处理的议题各异，却无一例外地巧妙利用文学研究或人文研究中鲜明的分析性专长，进而将“数字”“数码”等概念重新带回了人的领域加以重整。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徐力恒的研究聚焦于宋代书札手稿的数字化著录。通过数字化手段，我们能够系统地整理和分析数据量颇巨的手稿，揭示其中可能蕴含的社交和文化信息。此种方法不仅使历史文献更容易被保存和传播，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精确的数据基础。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助理教授陈婧则借助了文献计量学中的网络分析方法，对明清古诗选本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书籍之间的“互参网络”，她揭露了不同书籍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排序，进而探讨这些书籍在印刷文化和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的报告在结合研究实践和理论性省思的基础上重提了文学类型研究的意义。传统的文学类型研究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关注和延展，这首先是因为类型化的研究更适合数字化的方法和工具，但这一耦合关系的后续效果不止于此。在他看来，文学类型分析的模式将在数字人文视域中得到有益的重塑。

陈婧、战玉冰、徐力恒、郭秋孜讨论合照（从左至右）

经典是什么，或者宽泛意义上的“精神产品”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自然有多种回答的方式，而吕家慧、凌超、郭亚雄、许建业这四位学者则集中地提醒我们，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元素恰恰是我们自以为归属于精神性的文本事实上是具备诸种书写性条件或书写性状况的，由此，对媒介的物质性想象就变得尤为重要；此外，我们在理论时代以来一直信奉的“指涉幻想”，由于其无限泛化而导致的弊端，也需要依凭书写之现实性的观念予以重新校正。

如果从“文本不止于文本”的方式来考量，那么吕家慧和凌超的研究展演了文学作品或更广义的艺术作品如何能够容纳甚至生产出思想，而这些思想有可能会在现实世界留下痕迹，甚至是凿刻了某种有限现实空间的形态。根据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吕家慧的研究，唐代地方官员通过“亭记”这一文类将政治治理与自然景观相结合，这展示了他们对治政与山水的独特理解。吕家慧重新发现和构造的这种书写方式，既延续了汉代的治理传统又融入了六朝以来的文人山水诗意，呈现出一种政治与美学的交融。凌超关于韩约素的研究则从性别角度出发，探讨了她作为女性篆刻家的独特位置。通过分析她的篆刻作品以及相关文学作品，凌超揭示了韩约素如何通过篆刻艺术塑造了自己的个人形象，并成为后世文人心目中的“门第女性”典范。这一研究突显了性别对于艺术创作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影响。

郭亚雄和许建业的研究无疑受益于他们对不同书写媒体的特殊性所保持的敏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郭亚雄从三个方面——即理念、方法与教化方式——探讨了“书写”对于经学诠释的影响。通过分析经学传统中的书写实践、考察书写与教化权力的转换，他指出书写不仅是经典传承的载体，更是意义创造的源泉，从而深化并拓宽了对经学之本质性规定的理解。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许建业报告的议题则是江户时代唐诗图像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和转化。他通过分析唐诗图像在画谱、画本和歌留多等媒介中的呈现，演示了近世唐诗意象和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度。这可以视作东亚文化交流史的一个案例，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知识整理与转化的方式见证了文人画范式的被吸收和理解的诸种可能性，而体现着知识承传与下移、经典建构与解构之间的近世文化转型形态也由此显明。

郭亚雄、吕家慧、凌超、许建业、陈引弛讨论合照（从左至右）

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启发我们继续发明和重述一种“文本之外”的文学。媒体环境或物质性载体对作品的延展以及它施加于阅读行为的影响是什么？它所引发的限制、激起的文学语言的重组以及它为我们与书面语言的关系带来的变化是什么？或许是新语言的出现、新写作的自造、阅读和新的文学社交方式的发生。当这些媒介与文学世界接触时，它们是如何演变的？在集体想象中，文学话语又是如何构建和制度化这些媒介的？最后，这些媒体的出现如何加强了作家在社会中的存在，改变了其作品及其在文学领域的地位？

以上五组报告分别由张健、季进、曹南来、郭秋孜和陈引驰主持。各组的评议环节恰恰意味着又一种跨越性空间的运转，其中不仅存在着主持人的点评、质询，更有每位报告人之间依凭思想交锋而搭建起的话语连廊，他们与会场内众多专业听众的积极互动更在事实上践行着一种对他者话语的敞开。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向复旦大学中文系赠送纪念品

2024年5月19日下午17时许，在两位召集人郭西安和凌超的共同主持下，研讨会进入最后两项议程。“圆桌讨论”中，每位与会者逐一发言，不仅对此前各报告人的研究案例做出新一轮评议和讨论，同时也就未来各学术机构之间和各学术群组之间的合作交流模式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张万民和秦振耀则在“会议总结”环节回顾了每位学者在日程极为紧凑的两个研讨日内如此高效且富于意义的工作。随后，凌超和郭西安致闭幕辞，热切期待各位专长各异的同行们在不远的未来能再度相聚于以“跨越”之名而组织成立的学术场合。

在闭幕式上，与会者以各自的方式回应了“跨界协商”与“比较视域”在今天学术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对自己保有意识，与对他人——尤其是复数的他人——保有意识，此二者乃是同一姿态的两面；对“经典”问题的回访与重估，再次验证了比较意识、跨界意识、协商意识所必然保证的此种宝贵的双重性。然而，仅仅把他者设想为与自己相关的，或与自己并存的；设想为与自己亲近的，或与自己疏远的；设想为与自己通行的，或与自己对立的——这些想法尚不足够。这是保罗·利科等人文工作者曾不断传递给我们的教诲。这成为激励每一位学人再度出发的动力：把他者置于自身之中，并将自身视为一个他者；恰如在跨越了“经典”和“经典观”之恒常边界的非同一性空间内，跨越的行动依然不容停歇。

（秦振耀，1991年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翻译理论、法国及法语区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