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杏坛传奇|清华大学_新浪财经

　　网上曾热议一张民国十五年的毕业证,其主人叫李鸿樾,“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这张毕业证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证书中签署姓名的有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牛导”,难怪有人称这张毕业证为“史上最牛毕业证”。

　　1925年至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短暂存续,却熠熠生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输出近70名毕业生,之后大多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

　　□关山

清华“改大”,国学先行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直接原因是“改大”,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1925年对于清华来说,正是关键一年。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迅速,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年的几所增长到二十多所。相比之下,资金充裕、生源良好的清华却一直止步“中学”程度,同时清华课程设置西化广受校内外舆论诟病。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

　　这时,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已在积极推进“改大”。他在《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里表示:“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曹云祥拟定“清华大学”“十八年计划”,并上报外交部请求批准,即用十八年时间把留美预备学校改造建设成四年制大学本科院校。他是从清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谋划的,即他思考到,当庚款用完之后,清华学校将如何维系、生存、发展下去的问题:“无论何种学术,皆须先明其研究之法,然后用之以研究中国问题,凡对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或对于世界文化,有间接影响者,皆广集通才,详加研究,待其明白解决,不但国家真得学术之用,即东西两文明之真相,亦可因之而表明。”

　　1925年9月,清华的大学普通科、研究院国学系开学,至此,清华学校分为三个部分:旧制部、大学普通部、研究院。对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人选,校方将目标锁定为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清华学校最早送出国门的留美学生之一——吴宓。

　　据说,吴宓上任前曾经向曹校长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任命他为研究院主任；二是授予他全权办理事务的权利。曹云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很快送来聘书,月薪300元,任职一年。

　　吴宓到任之后,立即投入到各项筹备工作中。1925年9月,他写了一篇《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刊登在《清华周刊》上,文中指出:“研究院之地位为:(一)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二)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对于教授资格,则认为应具有“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

杏坛传奇,导师够牛

　　1925年,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王国维在北京的居所。作风传统的吴宓,见到王国维,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后才说明来意,如此恭敬执礼,令王国维颇为感动,遂同意受聘。10天后,吴宓又到天津拜见梁启超,对方态度是“极乐意前来”。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他本人亦是清华的“常客”,数次在校演讲,1922年已经在清华兼课,担任国学讲师。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朋友圈”中人。

　　据说,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教授”的称法也是在1925年“流行”起来的。1925年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邀请赵元任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同年6月,赵元任从欧洲抵达北京,张彭春一见面就跟他提到“四大教授”的称呼。开学后,四大导师的学识和他们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梁启超先生讲课,不但运用校勘、考证、训诂等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分析古籍的真伪、年代,还经常参考海外学人的观点,一下打开了学生们的眼界。

　　周传儒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他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上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风雨无阻。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负责,是一个地地道道、扎扎实实的君子。

　　后来成为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家的姜亮夫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以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回忆“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故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都能了然于胸,其研究成果的“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根据”。陈寅恪先生强大的语言能力,更令姜亮夫瞠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去问他吧,几乎每个字都要问。”

　　1925年,已举家赴美的赵元任被邀回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有学者指出,赵元任的角色和当时清华国学院另外三大导师有所不同——其他三位都研究国学,而赵元任的主业是现代语言学,采用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这也正是清华所急缺的。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院,据王力先生回忆:“赵先生所讲中国音韵学是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和清代音韵学家所讲大不相同。”赵元任先生讲课是站在当代语言学的最前沿,他的讲课有三大特点,一提倡实地调查,二注重古今会通,三致力中西融合。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与研究,赵元任为学校订购语言学仪器,积极筹建实验语音室。

　　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这在当时教育界可以说是一项创举,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学。只可惜,战局动荡,风云突变,随着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先后离世,曹云祥校长辞职离校,赵元任也赴南京史语所任职,国学院开始由兴盛走向衰落,1929年7月,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1929年6月,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

学生不多,都不简单

　　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较高的起点,它“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任教授,学员则从大学毕业和“经史小学有根底”的学生中考试选拔。

　　从1925年9月至1929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招了四届学生,存续五个年头,录取74人,2人退学,4人病故,共有68人毕业。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在中国开风气之先”。

　　这些毕业生中,有刘盼遂、谢国祯、吴其昌、王力、周传儒、方壮猷、刘节、卫聚贤、蓝文徵、朱芳圃、徐中舒、余永梁、戴家祥、杜钢百、高亨、姚明达、刘纪泽、姜亮夫、陆侃如……都是国学方面的大师。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当时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此后在明清史、文献学、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著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专著。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编委会编委佟鸿举介绍说,毕业证书,既是衡量一所高校教学与科研质量高低之依据,也是衡量一所高校培养人才多寡之物证。李鸿樾的《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证书》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牛的毕业证”,是因为清华学校(1928年8月17日改名国立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留存下来的尚且稀少,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证书更是凤毛麟角。

　　李鸿樾(1896-1974),湖南浏阳三口筱墅垅村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他在王国维指导下,再加上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人的栽培,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古文字学》课题的研究,于1926年6月毕业。毕业后,先后在湖南省立一中、楚怡高级工业学校、浏阳中学、浏阳简易乡村师范等学校当教员和校长。

　　李鸿樾长长的人生履历,也是一部浏阳的教育史。在浏阳县立中学执教期间,不少学生交不出书籍伙食费,他均慷慨解囊。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任浏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浏阳狮山中学校长。抗战期间,浏阳简易乡村师范为避战乱,几经辗转,那时候缺粮缺钱,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刻印,没有颜料就自制颜料。经济拮据时,不善于跟人打交道的“老学究”却四处奔忙为学生筹钱。

　　冯友兰曾总结:“到了20年代,清华学校的人们,在校内自动改制,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在那个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吸纳顶尖的师资力量,结合中国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