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马海德：半个世纪的情谊|马海德_新浪财经

202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30周年，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策划组织编写的“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丛书”第二本《宋庆龄与马海德》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5月29日下午，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相关各方在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广场联合举办《宋庆龄与马海德》新书首发式。

《宋庆龄与马海德》新书首发式

马海德（1910-1988）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年9月出生于美国一个钢铁工人的家庭。1933年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1936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他和埃德加·斯诺一同前往陕北。1937年2月，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此后他扎根延安，成为深受欢迎的“马大夫”。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任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在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宋庆龄与马海德一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宋庆龄与马海德》一书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负责编写，充分利用该单位馆藏，融汇多年来的文献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宣传教育成果，史料翔实，图文并茂。附录中收录了多篇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使读者能够从中感受更为真实、深刻的人物精神品质。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第五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马海德的交往。他们的情谊在晚年的交往中更趋深厚，在困境中亦不动摇。

1980年，马海德大夫在北京阜外医院看X光片

彼此关怀的近邻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都是上海、北京两地居住。用她的话说，去北京是上班，回上海是回家。在北京，她先后居住在方巾巷44号、前海西沿18号和后海北沿46号。马海德自1950年至1988年去世一直住在后海北沿24号院，与1963年4月以后常住在后海北沿46号的宋庆龄成了近邻。他们本来就是至交好友，比邻而居，便于来往，彼此互相关怀，在困境中互相支持，不因任何情况的改变而受到影响。

1979年9月宋庆龄设宴为马海德祝寿

宋庆龄在北京的第一处寓所，位于朝阳门内方巾巷一幢二层楼花园洋房。这是1949年夏中共中央为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别为她寻觅选定的。这项工作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由曾宪植、罗叔章二人负责具体落实，最终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是8月3日，周恩来写信告诉正在上海陪伴宋庆龄的夫人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即曾宪植）、罗叔章负责指导。”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到北平后工作与生活方面的周到考虑和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马海德见面的机会增多了。马海德发现，尽管经历了10多年的战斗洗礼，宋庆龄仍然像关怀青年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和他的家人。

据马海德夫人苏菲的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数次邀请他们一家三口去方巾巷寓所做客聚餐，宋庆龄缓步从楼梯走下来迎客的优雅身影，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宋庆龄曾送给苏菲一件手工编织的毛衣和一些衣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显得特别亲切实用。在马海德儿子周幼马关于童年的记忆里，20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在方巾巷寓所为他过生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餐厅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彩灯、彩带、丰盛的菜肴，还有一个点着蜡烛的蛋糕。她送给我好多彩色蜡笔、整盒的彩色铅笔、画本、小人书等等，还有一支紫色的派克钢笔。当时我在八一小学读书，平时用的是小石板和滑石笔。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的贵重礼物，可把我美坏了。

1950年12月，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左二）、周恩来（左一）、蔡畅（左三）等到北京方巾巷寓所做客。

马海德之子、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记者周幼马（右）来沪参加《宋庆龄与马海德》首发式，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左）代表宋研会向周幼马赠送新书。

1959年宋庆龄搬离方巾巷，迁居前海西沿18号，1963年又搬到后海北沿46号。1959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北京开始兴建著名的十大建筑。新的北京火车站选址在建国门一带，按规划设计需要拓宽道路，拆除方巾巷的沿街房屋。宋庆龄因此搬离方巾巷寓所，迁往她在北京的第二处寓所——前海西沿18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带游廊的北京传统四合院建筑，曾一度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后来蒙古大使馆迁往东郊使馆区，部分住宅划拨给宋庆龄做寓所。由于寓所对面就是什刹海游泳场，每天高音喇叭长时间地播放，使得宋庆龄无法正常休息。同时，该处住宅较为潮湿，致使宋庆龄的关节炎频频发作。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份和健康，中央决定为她调换一处住宅。周恩来亲自为她物色了位于什刹海后海北沿46号的一座大型宅邸，该处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的醇亲王王府花园。在周恩来的亲自筹划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王府花园进行了部分改建，在原有的两进四合院西侧新建一幢二层的中式风格小楼，一楼是大客厅、餐厅和工作人员的房间，二楼是宋庆龄的起居室、书房和小客厅。花园内有一条小河环绕，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四周古树成荫，环境清雅怡人。1963年4月，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引导下，宋庆龄正式迁入后海北沿46号的寓所。

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寓所

1966年，宋庆龄的美国好友格雷斯·格兰尼奇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问，听说她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宋庆龄解释，因为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政府拨了一所昔日的王府给她作为寓所。她在信中写道：

我住在醇亲王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歌唱。……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事有凑巧，马海德在1949年后任职的卫生部机关、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以及马家居住的四合院也都集中在什刹海的后海北沿一带，彼此相距甚近。1963年宋庆龄搬来后海北沿46号的寓所后，与住在24号的马海德就此成了近邻。马海德在打电话给宋庆龄时，常以“你的邻居”来自报家门。

作为宋庆龄信任的好友和邻居，马海德常在休息日到宋庆龄寓所来陪她打康乐棋，或为宋庆龄矫正半导体音箱的音量。当宋庆龄寓所的工作人员从花园小河里打捞了鲜鱼，或是有朋友送来了点心，宋庆龄总不忘分送给马海德一家尝尝。他们一家也时常到宋庆龄寓所做客。

宋庆龄北京寓所内的康乐棋和半导体收音机。（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提供）

宋庆龄曾向秘书张珏坦言，马海德擅长交际，因此有时她宴请外宾，会特意邀请马海德作陪。马海德总是西装笔挺地系着红领带，兴致勃勃地在席上谈笑风生。他不止一次地对宋庆龄说：“这条红领带是您给我的，是您引我向左走的。”在一次宴会上，马海德又系了红领带前来，心思细腻的宋庆龄察觉到这条红领带已经旧了，让张珏上街去买一条新的红领带送给马海德。可惜1980年的北京各大商品市场货品尚不充裕。张珏跑遍北京的王府井、西单、友谊商店等，都寻觅不到一条合适的红领带，引为憾事。

每当马海德从事的医疗卫生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向宋庆龄汇报的时候，她都认认真真地倾听。宋庆龄曾对马海德语重心长地说：“我一直关心着你，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评你的。”马海德认为这话虽简短，寓意却深刻，他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要把今后的革命道路得走更好些。

对于宋庆龄交代的事情，马海德也总是尽心尽力办好，而且出于多年革命工作的习惯，对于宋庆龄嘱咐为“confidential”（保密）的事项，马海德绝对守口如瓶。据夫人苏菲回忆，马海德经常会收到宋庆龄派秘书送来的条子，看后就销毁了，连她也不知道具体内容。

20世纪70年代，国内物资匮乏，宋庆龄收到友人赠送的比较稀有的礼物和点心等，常会分赠给马海德家。有些友人给宋庆龄的信件也是寄到马海德家的地址，再由马海德转交，例如1972年4月，宋庆龄托友人帮忙买了一块手表，特别嘱咐将告知价格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装到给马海德的信封之中，寄到后海北河沿24号马海德家。之所以如此转弯抹角，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那个年代，宋庆龄时常会遭遇到信件收不到、不能按时到达，甚至已经被拆开的事情，所以宋庆龄就采用了迂回的办法，不仅用“林泰”等化名，还通过信任的人转交。而马海德，作为好友和邻居，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仅信件，甚至包裹也是如此。

宋庆龄赠予马海德夫人苏菲的绿宝石耳环。（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提供）

1971年5月，马海德的弟弟约瑟夫·海德姆来华访问。马海德和苏菲陪同他游览了西安、延安、上海、杭州等地。此后，他几乎隔几年就要来一次中国，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友。宋庆龄信任马海德，也信任他的弟弟马海友。1974年，宋庆龄曾委托马海友为远在香港的朋友捎去了一台自鸣钟。1978年，马海友再次访华，他给宋庆龄带来了美国老友杨孟东为她准备的药品。遗憾的是，由于宋庆龄当时在上海，加之荨麻疹引起浑身刺痒和失眠，她并未与马海友见面。宋庆龄为此特地叮嘱廖梦醒写信给马海友，她说：“在你写信给他时，顺便告诉他，我查了日记，他来访时我正好在上海，但我确实收到了杨先生托他特地转交的药。”马海友来往中美，时常为宋庆龄和友人转送物品。宋庆龄对所有帮助过她的人都怀有感恩之情，为了表示感谢，宋庆龄曾送给马海友一条熊猫香烟。马海友十分珍惜这份礼物，一直妥善保存。直到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去美国看望他时，他将这份礼物交给他作为纪念。逢年过节，宋庆龄与马海德一家会互致问候，表达祝福。在1970年致宋庆龄的新春贺卡中，马海德用自己的昵称“沙格（Shag）”，代表全家人致以祝福。他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同志、最亲爱的朋友”，他写道：

亲爱的同志和最亲爱的朋友：

首先祝您永远健康、幸福欢乐，以及革命成功。光阴荏苒，尽管时常遭遇困难，我们内心都铭记着共同所走过的道路，伴随着温暖、友谊、关心和敬慕。愿这70年代能见证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取得历史性的成功。

非常感谢您赠予的毛泽东主席像章，苏菲、幼马和我都非常喜欢。我们所能回赠给您的只有最温馨的祝福。

沙格及全家人

1970年于北京

宋庆龄送给马海友的香烟。（周幼马先生提供）

宋庆龄与马海德一家的友谊和关心，还延续到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和孙辈两代人。1971年，已从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毕业三年多的周幼马，与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仍在外地劳动锻炼，未被分配工作。宋庆龄知道了周幼马的情况后，为了照顾上了年纪的马海德，帮助周幼马调回北京，并提出要看他的摄影作品。周幼马选送了一些风光、人物等艺术摄影作品给她过目，宋庆龄看后觉得很满意。从此，周幼马成了宋庆龄非常认可的摄影师，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外宾时如有摄影任务，常请他前来拍摄。

马海德全家1970年致宋庆龄贺卡

为适应这项工作，周幼马先从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前任摄影师那里了解宋庆龄的爱好和脾气。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跟随她拍摄一些日常的生活照，加以整理后印成样片请宋庆龄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周幼马已能按照宋庆龄要求的角度、光线、姿势以及神态为她拍照了，也知晓应如何将照片和底片给宋庆龄过目的步骤。每当周幼马送去样片和底片，宋庆龄都会一个人关上门，在办公桌上用放大镜一张一张仔细地看上几遍，然后选出满意的样片，亲自写信告知周幼马要放大多少张，每张放多大尺寸，哪张要注意什么细节等，并且公私分明，从来没有一次忘记附上钱款。

周幼马为宋庆龄拍摄的照片。（周幼马先生提供）

不久，宋庆龄又推荐周幼马到《中国建设》杂志社担任摄影记者。1972年4月，宋庆龄在写给《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刊人之一、老朋友陈翰笙的信中特意提及：“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现在是《中国建设》的正式摄影师。他是在他母亲工作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培训的。”此后，《中国建设》杂志上出现的许多优秀照片，都是周幼马的摄影作品。

宋庆龄给周幼马的部分书信信封。（周幼马先生提供）

周幼马受邀到宋庆龄寓所做客时留影。

1972年周幼马在上海受到宋庆龄的接见和热情款待，非常感动，称这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宋庆龄的帮助和关怀他永远不会忘记，决心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每当逢年过节，宋庆龄常送给周幼马一些小礼品，如钢笔、看底片用的放大镜以及给孩子的玩具等。宋庆龄对马海德的第三代也非常关心，按期把《儿童时代》寄给他的孙子、外孙，并亲自写好信封。晚年的宋庆龄深受皮肤病、胃病、关节炎的困扰，这些慢性病的发作频率逐年加剧。特别是家族遗传的神经性皮炎荨麻疹发作频繁，发病时皮肤奇痒难忍，身上有大块红斑，给她的身心带来很多烦恼和痛苦。她的眼睛和关节也都有些问题，这些疾病使她行走不便。因使用激素类药物的副作用，她的体重在增加，造成她较普通人更容易摔倒，有时甚至严重摔伤。

面对这些病痛折磨，宋庆龄在给友人信里透露的尤其多，常常自嘲宽慰。在1958年的一封信里她说：

过去三个月，我被神经性皮炎弄得动弹不了，全身都有，白天黑夜都痒得难受，所以我的时间都用来在身上涂……那些不管用的药。

稍后写的两封信里又提道：

现在觉得好些了，虽然冠状动脉有点问题、关节炎也总好不了——年龄所赐，我的老天爷！

因为关节炎和胃病在上海躺了八个月……我刚能走……就在浴室里又出了事。摔倒了，头撞在浴缸上。

诚如1960年宋庆龄对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所坦言的，“近几年来，疾病一直困扰着我，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我生活长期高度紧张的后遗症”。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是带着新老疾病在坚持工作，排除困难，奋力拼搏。

作为医生，马海德时常给予宋庆龄一些医疗健康方面的建议。1961年4月26日，马海德途经上海时得知宋庆龄身体不适，特别致信表示问候。为了治疗皮肤的问题，宋庆龄尝试过各种药物、各种方法。由于北京气候干燥，对皮肤不利，宋庆龄不得不于1972年11月回上海接受比较激烈的注射疗法，将药物直接输入静脉，疗程长，过程也非常疲劳和痛苦。

1972年12月9日，马海德致信宋庆龄，关心她的健康情况并建议“最好避免过多的药物和过多的医生”，马海德引用了毛主席说过的话“医生的话必须听，但不必全听”，必要时可提出反对意见。

1961年4月26日马海德致宋庆龄信。

作为宋庆龄的邻居兼挚友，马海德有了什么关于朋友们的情况，也总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宋庆龄。宋庆龄生病卧床期间，马海德时常写信告诉她外面有什么新闻。1972年12月22日，马海德致信宋庆龄，告以在北京的路易·艾黎、海伦·斯诺等老朋友的近况。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宋庆龄非常担心在京的艾黎、马海德的情况，得知他们安全无事，方才放心。8月9日，马海德致信宋庆龄，对她的关怀表示感谢，并希望她保重身体。马海德在信中写道：

我一直想写信告诉您，当您的信使来到北京将您的关怀和慰问带给我们时，我们是多么地欢欣鼓舞啊！

……

希望这场国家的大灾难中您承担的职责不至过重。您必须保重身体。要做的事情很多，在您用一贯坚定地表现出的奉献和牺牲的杰出精神来承担这些职责时，您需要有一个好的体魄。

由于常年在艰苦地区奔波巡诊，晚年马海德的身体也时常出现问题，一度被怀疑患有癌症。宋庆龄对马海德的健康非常关注，晚年给友人的信件中，几乎都会提及马海德的情况，亲切地叫他“沙格”，除了谈及他近期做了什么以外，有很多谈及健康状况，如：“沙格最近也因为胃部的一些问题住院了。”“听说沙格会在下个礼拜出院，做手术时他的胃上被插了三根管子，又得用尿布了！”

1972年12月22日马海德致宋庆龄信。

1972年12月9日马海德致信宋庆龄。

1977年10月，得知马海德因患“胰腺癌”住院手术，宋庆龄非常难过，但是她自己年纪也大了，又因摔跤卧床很久，加上腰背疼，左右无人搀扶不能走路，因此不能去看望他，只能靠电话和书信了解他的情况。

1976年8月9日马海德致宋庆龄信。

1978年4月，住院半年之久的马海德出院了，宋庆龄在16日给友人的信中透露：

沙格已经回家了，计划着25号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巴黎和纽约——他们将和赛缪尔·罗森医生及夫人一起在那里。沙格要离开2个月。我希望在这长途旅行期间会有一个称职的医生照看他。沙格非常爱吃烤羊肉，可我不敢给他送去。作为他的邻居，我想给他吃些对他没有任何坏处的柠檬和苹果馅饼。毫无疑问，吃了6个月医院的饭菜，他需要换换口味。今天是星期天，我要给他做芥末酱沙丁鱼鸡蛋。幸运的是，我昨天得到了一些柠檬，正好和鸡蛋配着吃。艾黎21号回来，到时候沙格就可以听到只有艾黎才会讲的有趣的故事了。

1978年5月，宋庆龄在寓所接见来华访问的“二战”时期驻延安的部分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老兵代表团，团中的卡斯伯格（Casberg）医生给宋庆龄带来一个关于马海德的好消息，他认为马海德患的可能不是癌症，而是某种可以治愈的类似癌症的病。因为卡斯伯格医生来中国前在美国华盛顿机场遇到了去美国参观演讲的马海德，并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宋庆龄非常希望真能如卡斯伯格医生说的那样，马海德的病不是癌症。她在1978年6月23日给友人的信中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的消息了！等他回来，我希望你过来和我们庆祝一下！”

1979年3月，马海德因胃部剧痛，吐血、便血再次接受手术，摘除了靠近胰腺附近的十二指肠溃疡以及部分胃肠，医生观察到原来肿起的胰头有所缩小，判断为胰腺只是发炎，不是恶性癌症引起的肿大。宋庆龄得知后感到非常欣慰。此后，马海德依然继续为着他所热爱的事业四处奔波。

虽然晚年的宋庆龄和马海德对自身病痛不免有所困扰，但他们依然精神乐观，尽量让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不失拼搏的事业心。在宋庆龄80岁时，她豁达而开朗地表示：“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

困境中的挚友情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宋庆龄和马海德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两人也都受到了一些无端指责和诽谤攻击。

是年8月，宋庆龄写信给老朋友爱泼斯坦诉说：“多谢你给我的信和中肯的劝告。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

1966年9月1日，针对红卫兵要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的过激言论，周恩来总理在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特别强调应当尊重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8月30日，就在讲话的前一天，周总理借毛泽东主席就红卫兵抄章士钊家的批示时机，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将宋庆龄名列第一。与此同时，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立即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保护宋庆龄的指示，卫戍区一师、公安部八局、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各单位派人进驻宋庆龄寓所，制止了红卫兵的冲击。1967年1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被造反派夺权。为了确保宋庆龄的安全，周总理曾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到宋宅，向工作人员传达他的指示：“不出去参加运动；不参加群众造反派；安心工作，为宋副主席服务好。”

虽然有警卫局的劝阻在前，但北京宋宅仍有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国管局的造反派，并在一个警卫秘书的领头下造反。造反派要宋庆龄跟大家吃大伙房的饭菜，要年过七旬的她自己排队拿饭菜；有人还提出来要剪宋庆龄的发髻，说梳巴巴头是封建思想。这些人称宋庆龄是资产阶级，宋庆龄听到后气得胃痛。宋庆龄身边的两位秘书黎沛华和刘一庸因出身不好，也受到造反派的斥责，不敢再陪宋庆龄共用午餐，不久便都回了上海。身处困境中的宋庆龄，在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急电从浙江大学调张珏来京任她的英文秘书。周总理还指示调走了这个造反的警卫秘书，另派专人负责宋庆龄的安全，并每晚配两名武装警卫值班，直到1968年5月新警卫秘书杜述周到任，宋宅的造反派也被陆续换去，这样宋庆龄家中才安定下来。

1970年1月，宋庆龄自上海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谈及已回到上海，“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休息”。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势，宋庆龄每年年底回上海过年的习惯，被整整中断了4年。其间，她多次向中央要求回上海，但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当政和安全形势，劝慰她暂时先寓居北京。

当时，全国上下“破四旧”之风盛行，宋庆龄的寓所曾是清代醇亲王府的花园，园中有多处亭台楼阁。一些工作人员要求将园里的“四旧”除掉，原先挂在古建筑上的楹联、匾额都不得不被摘下。由于宋庆龄喜欢收集艺术品，家中藏有一些朋友赠予的名家书画、雕塑和陶瓷器，她很担心这些东西也被当做“四旧”被人砸烂。宋庆龄思前想后，决定把一部分艺术品送给老朋友马海德，请他把东西转存到“比尔大叔”那里去。“比尔”“比尔大叔”都是指他们共同的至交好友路易·艾黎，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就已如此称呼，宋庆龄极其信赖他，曾经为他写过证明信。当时大家觉得路易·艾黎是外国人，他的寓所可能比马海德家安全些。

1976年1月9日马海德致宋庆龄信及信封。（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提供）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马海德也有冲击。虽然马海德在1950年已经加入中国籍，又是卫生部所属的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干部，但在那时在单位已经受到尖锐的口头攻击，妻子苏菲也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关起来，马海德家中的个人文书资料都被造反派抄走。马海德担着风险，亲自把宋庆龄嘱托的这些东西转送到艾黎位于台基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家中。

1976年1月8日，宋庆龄与马海德失去了共同的同志和战友——他们深深尊敬和信赖的周恩来总理。噩耗传来，宋庆龄悲痛不已，连连叹息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周恩来去世后，宋庆龄担任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追悼会，并亲切慰问邓颖超，请她节哀。马海德于1月9日致信宋庆龄，对周恩来的逝世表示沉重哀悼。

1976年1月15日宋庆龄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并慰问邓颖超。

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马海德也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始终坚信党能够正确看待问题并最终纠正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海德过去的经历全部调查清楚，他再次受到尊重和礼遇。1977年马海德任卫生部高级顾问，专注于防治和根除麻风病，兼任中国医学院所属首都医院高级皮肤病专家。7月1日，宋庆龄致函马海德，向他表示祝贺：

亲爱的沙格：

首先要祝贺你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我必须说，很早以前就应该有这样的任命了，但你终于获得了应有的承认。

宋庆龄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