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先生”

　　厉以宁

　　1986年，《纽约时报》把厉以宁称作Mr.Stock Market(证券市场先生)。

　　改革开放之初，厉以宁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即“企业改革主体论”。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此后，在中国，“厉股份”成为厉以宁的代称。

　　几乎与积极提倡股份制改革同时，厉以宁力主应该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2005年春天，国务院出台了中国第一份针对民营等非公经济的中央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是其首倡者。尽管此文件因执行难遭遇诟病，厉以宁还是兼有了“厉民营”的称谓。

　　2008年，厉以宁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阻碍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建议。事后证明，他的观点对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了影响。

　　厉以宁还有一个称谓“厉诗人”。“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不失中国传统文人的“美感”。他在北大的课总是堂堂爆满，有时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

　　社会实验家

　　茅于轼

　　再过一个月，茅于轼将迎来80寿辰。80岁，不要说经济学家，即使是最大器晚成的职业——政治家，这个时候也已解甲归田。只有茅于轼，依然精力充沛，依然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上个世纪80年代，茅于轼创立择优分配理论，在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他对这个社会最难能可贵的贡献，是退休之后做的三件事：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富平家政学校，在山西乡村做小额贷款项目。一个古稀老人乐此不疲地实践着知行合一的治学精神，运用自己熟悉的经济学和商业工具，追求社会的“富”与“平”。

　　这位老人同样对时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抱以巨大的关注热情，不仅保持着每年出书一部，还经常在媒体撰文，针砭时弊。“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理论，为他赢来的，除了喝彩还有板砖，而经历过文革迫害的茅老从来没有因此缄默或加入大合唱，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说话办事。这种处之泰然的大家风范，让不赞同他观点的人也对他心怀尊敬。

　　平民化、独立、纯真，是一位在富平学校与茅老共事的晚辈对他的评价。她告诉记者，茅老曾说过的一句话帮她解决了困惑，“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享受，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

　　“桥梁人物”

　　林毅夫

　　2008年最风光的经济学家非林毅夫莫属。

　　5月，在一片赞誉和祝福声中，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是世行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创造了历史。10月，全球卷入经济危机，林毅夫回国解读危机影响、研讨对策。人们再次回味起世行的任命，林通晓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他的临危受命就像危机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将做出的贡献一样，任重道远。这位“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成为民族的骄傲。

　　其实林一直都是镁光灯下的明星。他有着传奇的经历，又是出入中南海的经济决策智囊人物，每年两会都是记者围追的焦点。

　　林走的是一条经世济国的道路，从农村问题、国企改革到股票市场、宏观调控，他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特别是其比较优势理论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支持。他参与了国家“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头顶还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商联副主席甚至全国劳模等职务或荣誉称号。

　　林自己表示，从30年前跃入台湾海峡开始，他做的始终如一是一件事，“追求比自己大的目标”，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

　　“企业理论权威”

　　张维迎

　　张维迎可能算是中国最具争议的经济学家。一方面，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

　　但同时，张维迎在公众层面几乎是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最著名的是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中，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其中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为他招来无数唾骂的口水。而2003年，他主持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也引发诸多争议。甚至早在改革初始的1983年，张维迎就曾发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随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公众对张的负面评价，其实也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暴露出来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公等问题的反映。无论张维迎信奉和主张的市场化改革是否存在缺陷，毕竟他能一以贯之坚持，为其呐喊，为之背负骂名。张维迎堪称与中国改革荣辱与共的经济学家。

　　“真实世界”的“猎人”

　　周其仁

　　林毅夫履新世行之后，周其仁当仁不让接任北大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近期又担当起新组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重职。中国最好的经济研究中心CCER进入了周其仁时代。

　　周其仁曾经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亦曾追随中国农村改革的理论先驱者杜润生，这些早期经历带给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让他日后成为对中国农村问题、制度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之一。

　　同时，他亦可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猎人”。多年来，他深入纷繁茂密的中国转型经济生活丛林，对农村问题、企业改制、行业改革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在其坚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领域里披荆斩棘。

　　周其仁受科斯影响甚深，推崇产权改革的思路，在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不同于林毅夫的明星学者风范，周其仁低调谨言，一直刻意与政界、商界、媒体保持距离。他曾说过，“电视台的聚光灯下，千万不能站，站了，就会给调研带来太多麻烦。”而一旦他站上讲台，其逻辑缜密、分析精辟、见解独到，足以倾倒众生(学生)。他是北京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连“之一”都可省略。

　　厚积薄发的“京城四少”

　　樊 纲

　　樊纲成名很早。早在的改革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这位有着哈佛背景，外表俊朗的青年学者就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出色阐释者，与魏杰、刘伟、钟朋荣四位活跃的年轻经济学人被称为“京城四少”。当时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樊纲运用现代经济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特殊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上世纪90年代后，樊纲把更多精力放在对转轨经济学的研究，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在各路经济学家争奇斗艳的时代，樊纲好像成了“过气”的学术明星。直至2006年，樊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路透社用了“让许多人跌破眼镜”的评论。

　　正是浸淫书斋的十年，成就了樊纲的厚积薄发。樊纲的任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加剧背景下，决策层对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术能力和独立性的认可。

　　他的任命也使人们重新关注他的一些观点。在汇率问题上，樊纲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在宏观经济政策上，1995年，樊纲是最早对中国经济放缓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到了2003年，“非典”阴影未散，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樊纲又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最先提出要预防经济过热，显示了其对政策建议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本刊记者陈建芬、胥晓莺撰写)

    新浪声明： 此篇为精编网络版，欲知更多内容，请参见中国企业家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