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还远未完成，政府对市场仍有很强的干预，政府仍拥有千余项经济审批权

　　□产业政策效应并不明显，与政策预期值有较大的差距

　　□我国产业政策内容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因此，我国产业政策的利用应围绕着服务于经济安全展开

　　针对“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十五期间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江苏理工大学副教授金丽馥认为，战略性调整主要不是指强化国家干预，而是指在坚持市场化调整基础上适度利用产业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慎用产业政策。

　　据金丽馥介绍，追根溯源，产业政策的根应该是德国古典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扶持幼小产业说”。这种理论认为以比较生产费用说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维护先进国家的利益为基础的，其所反映的也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有关经验，而对于后起国家则很难适用。因此，后起国家现实的选择便是通过适当的保护措施，使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幼小产业不至于因为国外一时的竞争优势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同时，政府还必须通过比贸易保护更为积极的措施，扶持和促进这些幼小产业的成长，使之在有限的时间内，具备与国外竞争者相抗衡的能力，甚至一跃而成为优势产业。这种理论不仅在当时对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且对以后几乎所有的后起国家的产业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日本韩国将产业政策运用到了极致，日韩经济也有了极大的飞跃。但是，这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联系呢？他们说，最近，世界银行[微博]的霍华德·派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通过对日本(1960-1979)和韩国(1966-198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他计算出，韩国产业政策仅对总量经济增长产生0.2个百分点影响(总量经济增长一年大约为9%)，而在日本，产业政策仅对制造业产生0.99个百分点的影响，即使这些指标值翻一番，仍然可以发现产业政策远非灵丹妙药，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小，仅是药力有限的荷尔蒙而已。

　　产业政策自产生以来就不断引起争论，是围绕着“政府有没有必要、有多大必要及如有必要该如何干预产业活动”而展开的。现在对“政府有没有必要”已基本上不再争论，而对“政府有多大必要及如何干预产业活动”则争论很大，特别是在转轨经济国家，可以说是分歧严重。

　　顾海兵说，我国自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化改革还远未完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有很强的作用，政府对市场仍有很强的干预，政府仍拥有千余项经济审批权。现在不是政府该不该用产业政策、如何利用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政府应该如何减少使用产业政策的问题，对市场是“放”的问题，而不是“管”的问题，应该是在减少产业政策的基调下，在极有限的方面及层面上使用产业政策。

　　顾海兵认为，从这些年来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看，我国产业政策效应偏差是比较严重的，政策的实际效果不明显，与政策预期值有较大的差距。甚至有的背离政策预期效果，使政策完全失效。例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发挥区域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合理的地区布局。然而，这一目标并未实现。各个地区未能将生产活动相对集中在个别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中，地区非专业化倾向使有限的资源被分散的、低效率的使用，产业结构走向趋同化。还有，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不断衍生出规模不经济的生产企业，突出的是汽车行业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再如，虽然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技术进步以及技术结构调整，但它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完善的作用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的突出表现就是，引进的先进技术与国内原有技术无法结合，从而使移入结构形成自我循环的封闭状态，割裂了产业关联。

　　两位学者认为，造成我国产业政策效果较差的基本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对经济的调节，国家与市场相比是第二位的、补充的，在市场化改革任务没有基本完成的条件下，产业政策会沦为抑制市场功能的计划经济工具，造成有心栽花花不开的结局。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慎用产业政策，更多的让位于市场，让市场机制来调节和分配资源。

　　那是不是产业政策现在就一无用处了呢？顾海兵说，伴随着改革与开放，我国产业政策内容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当今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经济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决定我国经济安全的程度。因此，我国产业政策的利用应围绕着服务于经济安全展开。

　　两位学者分析指出，目前，应针对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如下几个方面调整我们的产业政策。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已经或可能形成的损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使国有与非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二是国内一些重要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控制：如机电行业，移动通讯设备等。三是合资合作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二、尽管外债规模总体上未达到警戒水平，但其增长速度及结构问题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我国外债运行中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多头对外举债招致规模失控；二是外债使用效益不理想造成偿债风险；三是企业外债缺乏有效监测，特别是“隐性外债”问题严重。

　　三、金融对外开放与内部体制转变的非均衡性，使我国金融安全受到较大威胁。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还很不健全，金融秩序比较混乱，不良资产比重过大。

　　四、在我国外贸依存度和资本依存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外贸结构和外资结构不尽合理，防御世界经济波动逆向影响的能力不强。

　　五、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以争取世界经济规则制定权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备还并不充分。另外，在努力培植区域性经济组织，特别是以海峡两岸和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等方面工作力度不够。

　　记者走访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白和金院长时，他说，目前中国经济大概面临两个需要有所突破的创新口，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创新；二是国家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创新，现在各级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管得还是太多，太深。他认为，如果在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中国经济重返两位数的增长率就很有可能。□徐辉／整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