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文

　　钱为何物？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早在公元300年，晋人鲁褒曾写下《钱神论》，向世人讲述了“钱”的故事：某日，一位身着华丽的富家公子，驾车游览京城，途中偶遇老友綦母先生，只见此君面容憔悴，行色匆匆。公子问道：多日不见，先生欲何往？綦母答：打算到贵人处讨个差事。公子问：先生可曾读过《诗经》？綦母回答：读过。公子又问：读过《礼记》？答：读过。接下来，公子再问：读过《易经》吗？綦母有些不快：当然读过。

　　旋即，公子对綦母说：既然如此，岂不知《诗经》曾述，有了钱，朋友才会尽力相帮；《礼记》亦言，男子要有“玉帛禽鸟”，女子要有“榛栗枣脩”；《易经》告诫，“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我看先生所为与之大相径庭，十分不合时宜。綦母应声答道；我追求的是物质清谈，精神富裕。公子闻听哂笑道：先生此言差矣！您既不通古，也不识今。现在时代变，观念亦变。您还空谈什么清谈、什么精神。如今，有钱者高贵，贫穷者低贱。若固守旧观念，便如同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其结果，不仅终身受穷，并且永无出头之日。进而，公子开导綦母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利，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笑之口。钱多者听其前，钱少者居其后……”说毕，公子大笑，拂袖扬长而去，只剩下綦母先生痴呆呆站在路旁，无言以对。

　　晋人鲁褒此番宏论，将钱分析得入木三分，透彻入骨。既然，钱有这般神通，也就难怪世人对它顶礼膜拜。据考证，中国方孔圆币产生于战国后期。古人将钱特意铸成内方外圆，其寓意不言而喻。内方代表土地，外圆象征天空，将天地乾坤浓缩于小小钱币之上，足见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从古至今，患生于多欲。为了钱，一些人走火入魔，误入歧途，或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或巧取豪夺，打家劫舍；为了钱，一些人父子成仇，兄弟反目，或相互欺骗，尔虞我诈，或骨肉相残，丧身败家。

　　为此，明朝人朱载堉专门写下《钱是好汉》的警世恒言：“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它诸般趁意，没了它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您听听，有了钱，瘸子都有人称赞他步履矫健优美，哑巴也有人吹捧他打手势令人倾倒。没有钱，人微言轻，蒯通这等穷酸秀才，纵然巧舌如簧，但不如放屁。韩信听也不听，到底让刘邦诛杀。所以，世人为钱，东奔西走；向人借钱，得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苦苦哀求。

　　对于钱，国人是爱恨交加。爱时，对它称兄道弟，“孔兄”、“方兄”不住嘴儿地叫，甚至不惜自贬身份，甘当孙子，把钱尊为“爷”，每日三柱香，乞求“财神爷”保佑。恨时，对它咬牙切齿，把钱称为“阿堵”，骂作“王八蛋”。说什么“男人有钱则坏，女人坏则有钱”，把所有令人切齿，为世诟病的恶名，一股脑儿地扣在了钱的身上。对于金钱，西汉人贡禹盱衡厉色地说，“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晋朝名士殷中军将金钱看成不屑一顾的粪土。一次，门生求见，向位居高位的殷中军讨教，为何自己得官位而梦官器，得财宝而梦矢秽？言外之意，官位与钱财都是人人向往的好东西，怎么梦中却与这些污秽腌 之物联系在一起？殷中军答道：“官位是腐臭，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世说新语》)东晋人恒玄甚至向朝廷进言，要废除钱币，代之以谷帛。南朝人士周郎、沈约也曾主张取消货币，希望以此来消除给人类带来的矛盾。

　　其实，钱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价值尺度、流通功能，储藏效用、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的作用。它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最活跃、最具能量的物质。金钱本身并不产生邪恶，恰恰是人类自身的行为，将邪恶异化在它的身上。孙中山先生对此颇有见地：“钱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类有了钱币之后，乃能由野蛮一跃而文明也。”

　　民以食为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离得开钱？即便追求高雅的精神享受，小到一首歌、一本书、一场电影，大到流芳百世的艺术创作，也都需要将钱作为物质基础。钱，是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尺度，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判断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经济实力需要以它为标准，评价一个国家与民族在世界诸强当中的地位，也需要以它作为重要条件。

　　对于钱而言，它如同双面利刃，既是维护自身尊严的武器，也是害己伤人的凶器。关键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于钱的把握，笔者以为，无非两点：一是获取手段，二是使用目的。前者体现了人性善恶，后者显示了人格高下。在商品经济的今天，对于金钱的不懈追求已经不是罪恶，再不必心存余悸。毕竟，它是物质生活的体现，是个人事业成功的一种标志。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都是所谓“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动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同时经济学家又认为，人作为社会中生存的个体，在其追求当中，除了利己的动机之外，还会有诸如利他主义、自愿奉献和意识形态等目标，还会有许多精神道德层次方面的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与社会平等和正义公正的追求。因此，如果为了钱不择手段，“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说得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于金钱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比获取金钱更为重要。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道德学家、社会改革家塞谬尔.斯迈尔斯在《金钱与人生》这本书中说：“赚钱比懂得花钱要轻松容易得多，并非是一个人所赚的钱构成他的财富，而是他花的钱和存钱的方式造就了他的财富。”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和民族，若“驱天下以为从，罄万物以自奉”，将贪虐至极，豪奢竟逐，奉为准则；把及时行乐，纸醉金迷，看作时尚，放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那么，失去的不仅仅是金钱与财富，而且是气节与灵魂。

　　对于金钱，或许只有懂得了“不是为了要将它藏入金库，也不是为了要有仆人服务，只是为了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不受别人的奴役之苦”时，(英国；罗伯特.彭斯)才算是真正解答出“钱是何物”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