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坡原创
切斯瓦夫·米沃什，一个波兰诗人。出生自立陶宛的一个贵族家庭，当时立陶宛属于波兰。1950年作为波兰驻法国的外交官，来到巴黎。1951年初，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他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从任上出走，并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1960年，移居美国，始终坚持以波兰语写诗。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米沃什对铁幕两边的社会都不满意，但他脚步移动的方向表明了对哪边更不满意。刚到西方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被禁锢的头脑》，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说，一个来自东边的知识分子会发现：“西方在人才管理上的浪费简直令人沮丧。”比如说，一个住在阁楼上的画家，一个不太出名的音乐家，或者一个专门写些莫名其妙诗句的诗人，都是会为大众生活增姿添彩的魔术师。但是西方的普通人平时根本就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社会也不会想着去救助他们，利用他们。所以这些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只能孤军奋战，忍受贫困的生活。这就可能导致一种荒诞的场景：一些艺术家死于饥饿，在他们旁边，愚蠢的富人们却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
而这些艺术家假如在东方，生存要容易得多。只要他们不犯错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一个作家不用考虑生计问题，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他们的收入甚至跟高官显贵不相上下。所以综合比较了这两种游戏的性质和难度之后，许多有机会逃往西方的音乐家、画家、作家并没有选择逃亡。因为他们觉得西方社会对人才太冷酷无情了。不过对于米沃什来讲，留下来虽然有很好的物质条件，但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所以“不得不出走”。
被看见与不被看见，都是有代价的。
隈研吾，一个日本建筑师，他刚从学校进入社会的时候，正赶上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且在地价处于高位的时候，不幸做了接盘侠。这导致他对日本战后从美国学来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进行了很多反思。
隈研吾有一个观点耐人寻味，他说工业化社会的真正主角就是建筑。工业化的引擎就是房地产，建筑是一种武器、一种欲望，汽车、家电之类的工业产品都是附属于建筑的。“为了建造房屋，为了购买房屋，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拼命工作。在还清贷款之前，是不允许偷懒，也不允许思考和犹豫的。”
我们看隈研吾的作品，会发现他特别喜欢用竹子、木头这些原生态的材料。这同样来自他的一个观察，他发现以钢筋混凝土和大玻璃为标志的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在日本这样的后发社会比在它们诞生的西方社会，造成的冲击力和破坏力要大得多。原理大概类似于物种入侵。一个新物种在老家，受制于环境里互相牵制的各种因素，影响往往有限，到了一个新环境，失去了天敌，则可以轻易大杀四方。
中国建筑师王澍写过一段类似的话：“身处今天中国城市建设的狂潮之中，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这个国家数千年的城市文明在三十年间已成废墟，而作为其根基的乡村，要么已成废墟，要么正在荒芜。”
后发优势，一个多么复杂的概念啊。
我们生活在一个接一个大大小小的历史浪潮中，大的浪潮以十年、百年为单位，小的浪潮也总能持续个三五年。我们总是准备着把自己托付给某个浪潮，因为文明已经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靠一个脑袋去思考、一个身体去承受，实在是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们总希望有一些生存方式是不言自明天经地义的，因为只有在经过缩减的地图里，我们才把握住自己这个小小的光标，准确的说，是假装把握得住。
可是每一个浪潮落幕的时候，无名的角落里总会积存起无人问津的“枯枝败叶”。“枯枝败叶”是马尔克斯的妙语，他在同名小说的开头写道：“蓦地，香蕉公司好似一阵旋风刮到这里，在小镇中心扎下根来。尾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喧嚣的’枯枝败叶’。……狂风突然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搅动着垃圾，垃圾急遽地分化，形态各异。最后，那条一边是小河、另一边是坟茔的穷街陋巷变成了一座由来自各地的垃圾组成的五光十色、面目全非的小镇。”
在垃圾堆和城镇之间，人的肉眼很难看出差别。
马尔克斯也不是完全悲观的，他看见或者他期待，“枯枝败叶”经过天然的发酵，“终于融入到大地中默默发育的种子里去了。”
曾经我更关心我看见了什么，现在我更关心我在用什么观看。曾经我更在意别人相信什么，现在我更在意别人为什么相信。
我学过科学，却发现自己的天分不足以通过高等数学和精密仪器去理解宇宙的奥义。
于是我转向历史，希望弄明白人类社会运转的规律，却发现又一次高估了自己。
我相信过新闻理想，却不得不接受，在有的社会，新闻事业不足以保卫自身。
一次次地受挫，并非毫无收获，事实上，我人生所有财富都来自这些夭折的探索。我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可以丰富我的一生——
不极端一点，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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