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何国俊: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风险及应对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何国俊: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风险及应对
2024年07月26日 00:07 人大CMF

来源:人大CMF

何国俊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企业可持续发展全球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何国俊在202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995字

阅读时间:8分钟

观察近年来全球气温变化情况,相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赤道周围的温度上升幅度不大,温度上升幅度大的反而是像北极这样的高纬度地区。而这些高纬度地区长期冰雪覆盖,所以温度上升导致冰雪融化,从而导致海平面急剧上升。2017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表明,地表平均温度上升超过2度以后,超额死亡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是最主要的一部分,随着温度持续升高,死亡人数就会大幅度上升。

近几年,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增多。随着全球温度变暖,更多极端炎热的天气发生,干旱、山火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同时,温度上升加剧水的蒸发,导致极端降雨以及台风天更加常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一年大概有95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影响,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人民币。和过去五年的均值相比,房屋倒塌数量上升将近100%,直接经济损失上升13%。今年上半年南方很多城市都受到频发洪水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地方被水淹着。

一、气候变化导致的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

气候变化的核心是能源问题,能源问题本质上是用化石能源还是清洁能源的问题。

第一大挑战,化石能源的燃料依然是充足且便宜的。我们现有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储量按照我们现在的使用速度还够用多少年?可能二十年前,我们就听说油还够用四十年、五十年,但是过了二三十年后听到的还是够用四十、五十年。原因在于我们在用煤炭、用油的同时,也在不断探明新的储量,并且开采技术在提高。比如过去美国的页岩油和页岩气的提取,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可用的化石能源的范围。煤炭的使用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不用煤炭了,也不去更多的开采煤炭了,但即使看这个数据,化石燃料还够我们用大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第二大挑战,气候变化在各地的影响非常不一样。极端炎热会让更多的人死亡,极端寒冷也会,整个改变是一种分布式的改变。首先,越是穷的地方越受影响,比如非洲、印度这样一些国家,基本上气候变化问题对他们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对于新兴经济体,更多的发展问题,比如中国以后要怎么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其实是愿意不愿意做这件事的问题,如果看欧洲和北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益于全球温度适当上升的,本质上气候变化对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感同身受,有的地方还是受益的。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如果全球气温上升两度,它的大片土地都会变成沃土,制造业、农业将会大量发展起来。

第三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措施可能存在矛盾。一是要减缓这个过程,我们就要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减少化石能源使用。过去几年,有时候我们听说过拉闸限电的政策,本质上就是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使用电力。二是要不断适应气候的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需要空调的普及、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的收入。但实际上这两方面是有冲突的。比如,适应气候变化最基本的要有更多的空调,但用更多的空调恰恰就有可能增加碳排放。那么为了绿色环保而放弃使用空调是否合理呢?下面举例说明: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海啸摧毁了核冷却设施,进一步导致核泄漏。日本全民恐核,政府把所有的核电站都关了,导致缺电,但是又不可能让电网断电,就只能号召大家省电,少用电、少用空调及一些能省电的地方。但我们发现,这种节能开始以后,在那些节能目标非常高的地方,它的温度跟死亡率的关系变得更加陡峭了。以前同样一个高温天气来了以后,死亡率会提高但也许不会特别明显,但现在没有空调用了,要省电了,它的死亡率就会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更陡峭的提高。我们估算由于这种简单的节能政策,日本每年可能会有7000中老年人因为极端天气死亡。

从宏观层面,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主要有两类措施:

一是替代,替代化石能源用清洁能源生产,加上生产经营活动的电气化,改造我们的生产经营方式,中国就是在这条路上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二是化石燃料的部分需要不断提高成本,让碳的社会成本反映到生产经营中来。比如2021年建立全国碳市场以后,我国碳价开始上涨,现在上涨到100元人民币/吨,但相比欧盟碳市场100欧元/吨,我国碳价还是比较低。而学术界估计的碳社会成本是200美元/吨,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完全反映碳社会成本。

二、从微观角度企业能够做什么?

适应这种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需要全面评估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去寻找适应性策略。这里需要几个东西:好的数据、好的研究方法、易用的平台。

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基础工作,是关于中国的上市公司的。中国的极端高温集中在中原的城市,而极端寒冷跟大家的感官相一致;干旱在北方和西南方比较常见,而洪水的发生地比较分散。洪水的发生是短时间极端降雨,加上本地的排水系统和河道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所以,到现在也很难预测和降低洪水的影响。

我们对中国所有的上市公司以及他们所有子公司暴露的气候风险进行了衡量。研究主要关注40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有超过14万家的子公司。如果子公司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就记录下来,再把影响通过子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加权。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是母公司暴露对ROA的影响,二是子公司加权平均的暴露对它的ROA的影响。如果只看母公司本身的暴露水平,则发现对上市公司基本上没有影响,以前的研究更多关注到母公司本身所在地作为风险暴露的衡量。但是子公司如果加权平均,把所有面对的气候风险都算好以后会发现,气候风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很大。

根据我们估算,如果全国各地极高温天气增加十天,平均ROA会降低1.38个百分点,而ROA均值二十年平均大概是4.7%,近几年的ROA已经降到2%左右。中国每年极端的气候现象导致资产回报率降低大概0.37个百分点,如果把各种气候灾害都考虑进来大概会影响0.62个百分点。如果近几年ROA是2%或3%,那么下降0.62个百分点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还关注了企业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更好的适应气候风险。我们发现单次气候灾害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在变小,这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韧性的加强和空调等设备的推广。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每次灾害对公司的影响在降低,但灾害频率却在提高。所以,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各种气象灾害频发,其总体影响依然是不可忽略的。另外洪水是比较难以“适应的”,我们看到这二十多年来洪水对上市企业的影响一直都很大,企业没有很好的降低其影响的方法,未来可能很多的研究也要更多的关注洪水的预测。进一步我们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气候相关风险指数来衡量企业受到气候灾害的影响。我们看到农业、食品、酿酒以及很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是受气候变化影响都很大。

除了去适应气候变化以外,企业也要积极的去减缓气候变化。这里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企业的ESG。企业是非常好的一个抓手,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影响员工,另一方面可以影响到用户和供应商。很多企业做ESG的是为了合规要求,比如财政部、三大交易所在今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ESG披露要求和办法。在做ESG的时候,企业应该特别注意去衡量各类ESG活动带来的影响。要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好先想清楚期望得到什么结果,绕不识别出有成本有效性的方案。

企业应该努力去寻找那些成本非常低,但可以实现非常大价值的ESG行动。例如,我们和阿里巴巴合作在他们的饿了么平台上做的实验。为了降低一次性的塑料垃圾,我们在下单的时候把默认选项改成不需要餐具,而且给他一点点绿色奖励,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举动可以让不需要餐具的用户提高6.5倍,为中国每年减少使用220亿套一次性餐具。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和企业更多的合作,识别出更多类似的成本非常低、社会价值非常高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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