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鹤ESG报告数据异常，缺失牧场端奶牛等直接碳排放数据

来源：YOUNG财经漾财经

乳业巨头飞鹤虽连续四年公布碳排放数据，但其披露的数据异常且数据缺失：碳排放数据与化石能源消耗量不匹配，排放量巨大的奶牛直接排放并未统计。

蒙牛与伊利气候信息披露质量同样不高：蒙牛范围1排放未包含奶牛直接排放；伊利“碳达峰”声明未公布具体含义，缺乏公信力。

乳企作为碳排放大户，应该在减碳方面承担更多切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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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博（漾财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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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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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之（漾财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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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飞鹤发布《2022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飞鹤第四份报告。但飞鹤公布的碳数据表明，飞鹤对于气候信息的披露，有些异常且数据缺失。

在4月27日飞鹤发布的报告中，飞鹤公布了其2022年产生的碳排放量。其中，范围1碳排放为11.93万吨，范围2碳排放为6.64万吨。这一数字较2021年的排放大幅下降：

2021年飞鹤范围1碳排放为46.41万吨，范围2碳排放为10.51万吨。飞鹤范围1碳排放，2022年较2021年的，减少了34.48万吨。

但飞鹤范围1碳排放下降幅度与其化石能源消耗下降幅度并不匹配。

行业规定，范围1碳排放指企业直接碳排放。对一般企业而言，通常是企业的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碳排放。在飞鹤的报告中，范围1碳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废水处理产生的排放。

由于废水处理所涉及的碳排放较少，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通过化石能源排放量变化，就可大致反映出飞鹤的碳排放量变化。

飞鹤称其碳排放数据是根据《中国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为《指南》）计算而来，YOUNG财经根据飞鹤ESG报告公布的化石能源使用量，通过该计算方法得出：“2021年飞鹤化石燃料涉及的碳排放约为12万吨～15万吨，2022年涉及的碳排放约为11万吨左右”。2022年的化石能源碳排放应仅比2021年减少1~4万吨。

具体而言，飞鹤的耗煤量从2021的20345.03吨减至3991.22吨，碳排放量共计减少了约2~4万吨；柴油消耗量从上一年的59656.50升减少至48467.47升，由于柴油消耗总量本身不多，减少幅度也很小，所以碳排放变化可忽略不计；天然气消耗量从上一年的4809.75万立方米增加至5065.68万立方米，碳排放增加了0.55万吨。由此可知，飞鹤在2021年~2022年，碳排放减少量大约在4万吨以内。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飞鹤在自己的ESG报告中显示，公司2022年较2021年范围1碳排放减少了34.48万吨。但YOUNG财经通过上述《指南》计算出来，2022年碳排放较2021年只减少了1万吨~4万吨。那么，报告中显示的环比减少的30多万吨碳排放究竟去哪儿了？

飞鹤在其过去几年的ESG报告中公布了从2019年到2022年的碳排放数据，这四年中，除2022年碳排放数据之外，其它3年碳排放数据与飞鹤的化石能源消耗量不匹配。

其中最显眼的异常发生在2020年。飞鹤公布的当年煤炭使用量为3.29万吨，天然气使用量为3884万立方米，柴油使用量为9.11万升，按照飞鹤采用的计算方法，这三者（即范围1）涉及的碳排放应该为12.29万吨~16.73万吨区间，但飞鹤公布的范围1碳排放仅为8.52万吨。

2021年的数据也同样异常。2021年，飞鹤消耗煤炭量为2.03万吨，天然气使用量为4809万立方米，柴油使用量为5.97万升，按照飞鹤采用的计算方法，这三者涉及的碳排放应该是12.81万吨-15.55万吨区间，但飞鹤公布的范围1碳排放高达46.41万吨。

飞鹤并未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对碳排放数据进行核证，也没有解释碳排放数据大幅波动的缘由。企业公布碳数据的作用之一是使企业的运作更加透明，但飞鹤披露碳排放数据却带来了疑惑。

2019年-2022年，飞鹤乳业碳排放数据，红色为数据异常部分 制图/YOUNG财经

除碳排放数据与化石能源使用量难以匹配外，飞鹤公布的碳排放数据也不完整。因为：飞鹤在报告中称其范围1排放量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废水处理产生的排放”，并没有包含飞鹤所拥有的牲畜涉及的碳排放。

根据港交所在气候披露指引中的要求，企业进行碳排量，应该参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原因是“以便在各公司与地区之间进行汇总及比较”。GHG Protocol在其农业指引中，将企业直接拥有的牲畜所产生的碳排放定义为范围1碳排放。

据2022年飞鹤年报显示，飞鹤拥有超过9万头奶牛、奶山羊，其涉及的碳排放远超飞鹤化石燃料燃烧涉及的碳排放。奶牛、奶山羊属于反刍动物，拥有瘤胃，在消化进食的饲料时，释放大量的甲烷，奶牛通过打嗝释放甲烷，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

飞鹤并未参照GHG Protocol计算碳排放量，而是参照了《指南》。《指南》中写明：“本指南考虑的排放源类别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废水厌氧处理排放以及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排放”，该《指南》所包括的排放，仅为工业生产过程及周边排放，并未涉及乳企的牧场部分。

但即使参照该指南，飞鹤未披露奶牛、奶山羊的碳排放这一做法也不符合规定，该指南指出“如报告主体除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生产外还存在其他产品生产活动且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则应参照相关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核算并报告”。

飞鹤总部位于北京。2018年，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曾发布《畜牧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DB11/T 1565—2018），对奶牛肠道排放、粪便排放涉及的碳排放量给出了计算方法。一头奶牛每年涉及的碳排放将近3吨，这意味着飞鹤所拥有的奶牛涉及的碳排放将超过20万吨，这一排放量大大超过飞鹤公布的碳排放量。

飞鹤未尽力披露完整碳排放数据的做法，且在ESG报告中没有提及任何应对奶牛肠胃排放的方法，与港交所气候披露指引的要求不符。

事实上，不仅是飞鹤，国内乳企在ESG报告中的碳排放披露情况，普遍不高。

同在港股上市的蒙牛，与飞鹤一样，并未在范围1碳排放中公布其自有牲畜产生的排放。蒙牛在其ESG报告披露，蒙牛2022年范围1碳排放数据为25.37万吨，范围2碳排放为117.2万吨。

在蒙牛的ESG报告中，称蒙牛的温室气体盘查工作依据WBCSD/WRI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IPCC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标准及ISO14064-1标准，但却将范围一排放定义为工厂燃烧燃料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这与蒙牛所参照的GHG Protocol体系不符。

蒙牛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总裁李鹏程表示，乳品企业最大的碳排放来源不在生产端，而在牧场端。纵观全球各大乳制品企业，原奶碳排放量（指作为原材料的生奶的生产环节碳排放）占比普遍达到了90%以上。

但蒙牛并未在自身碳排放数据中加入牧场涉及的排放。外界亦无法预估蒙牛牧场涉及的碳排放，因为蒙牛未公布自建牧场与自有牲畜的数量。

涉及蒙牛牧场的公开数据，是蒙牛拥有现代牧业56.36%的股份，拥有中国圣牧29.99%的股份，其中现代牧场饲养40万头乳牛，中国圣牧饲养超13万头乳牛，两家企业的鲜牛乳，超80%售卖给了蒙牛。蒙牛应该理清与投资公司牧场的关系，公布更为详细的碳排放数据。

另一乳业巨头伊利，碳披露同样存在不足之处。

伊利在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了其碳排放，其中范围1碳排放为52万吨，范围2碳排放为127万吨。伊利并未公布范围1碳排放包括哪些碳源，亦没有公布具体的核算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宣称在2012年已经完成碳达峰，在伊利发布的《零碳未来》这一报告中，称“2021年伊利获得由国际权威检验认证机构颁发的碳中和核查声明（PAS 2060），证实伊利已于2012年实现碳达峰”。

但伊利并未公布核查声明的具体内容，核查声明颁发方必维亦没有公布详细信息。YOUNG财经向伊利与必维询问声明细节，但并未得到明确回复。

一般而言，碳中和核查声明会公布具体核查内容与核查范围，必维为伊利颁发的零碳工厂与零碳产品的碳中和核查声明都公布了详细的核查内容。

不公布具体核查内容，外界就没法了解伊利所言“碳达峰”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伊利的生产端碳达峰还是伊利整体运营碳达峰？伊利是否通过碳抵消中和了多少碳排放？在这些问题仍不清晰的情况下，伊利的“碳达峰”声明很难有足够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在伊利不断扩产，通过投资牧场控制奶源，将这些投资公司的奶牛排放排除在运营碳排放之外的情况下，宣称碳达峰，恐怕与事实不符。

飞鹤、蒙牛、伊利是中国乳企的领头羊，对其它乳企有着非常强的示范作用。而乳业作为碳排放大户，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期待飞鹤、蒙牛、伊利做更加详细的气候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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