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30万青年下乡,原因不是你想的那样

广东30万青年下乡,原因不是你想的那样
2023年04月06日 11:18 赛格大道

来源:赛格大道

赛格特约作者  王猛

近日,《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发布。方案提到,到2025年底将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1万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培育支持1万名青年县域创业。

图片来源:广东省政府网站图片来源:广东省政府网站

消息出来后,人们一看到“青年下乡”几个字,会本能地产生联想。有网络平台更以“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动员30万青年下乡兴乡”为题转发,引发更大范围热议。

的确,半个多世纪前,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整个中国,2000多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其背后的主因就是就业形势严峻。如今,青年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据人社部统计,2023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加上海外留学回来的100多万,1300万左右毕业生需要在今年完成就业。

常言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这句话,用在这一次广东青年下乡上,却并不合适。

本轮青年下乡,上网不上山

这一轮青年下乡,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导致,但在事件脉络上是不同的。

首先,相比60、70年代的中国,中国的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就业市场的韧性强了很多。全国总工会近期公布了一组数据,类似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的职业群体,总数已达到8400万。

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会长谢康教授负责的一项调研《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更推算出,微信、抖音、淘宝等平台已净创造2.27亿就业岗位。

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的数据来看,今年3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同比增长14.1%,数字经济成为当前经济版块中最亮眼的部分,也为就业市场提供了一张安全网。

其次,不要说和半个世纪前相比,即便和2000年前后相比,今天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例如,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73%,不要说拖拉机已经十分普遍,无人机也已不算稀罕,科技和机械化的力量,正在将农民从“体力活”、“苦累脏”中解放出来。

数据显示,最新款农业无人机可携带50公斤载重,75升大容量,1小时播撒1.5吨肥

所以,今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即便下乡,也是当“新农人”,或在田边操控无人机,或在手机前直播卖货,这和过去农民从事的工作可谓八竿子也打不着了。

最后,从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来看,2019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850万,2020年为1010万,2021年为1100万,2022年则达到了1220万。不难发现,近年来,每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的新增规模都在100万上下,总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拥有1亿多人口的广东组织30万规模,并不夸张。

也因此,本轮组织青年下乡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普及与政府乡村振兴规划在时空上的交汇。在交汇期内,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新观念和新工具的青年人,既受到政策力量的推动,也享受数字技术红利,他们在下乡过程中,既是数字技术的推广人,也是乡村振兴的领军人。

从小镇做题家到小镇创业家

具体到广东,这个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为什么要以官方政策去推动青年下乡,尤其提出培育1万名创业者,其考虑主要不在于解决青年就业,而在于为乡村注入活力。

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农耕文明之所以战胜狩猎文明,关键在于认识和理念。据此推论,现代农业若要实现对传统农业的超越,就必须经历一场认知革命。以色列能在沙漠上创造举世瞩目的农业奇迹,就是因为“开发大脑比开发土地更重要”的观念深入人心,用人的聪明才智为农业赋能。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于1997年3月首次出版该书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过程中,新观念的承载者非青年人莫属。笔者把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返乡创业青年称为“小镇创业家”,当然这并非笔者原创,而是来自于一位学者。

所谓“小镇创业家”,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的分析,这一群体具有4个典型特征:高学历、新生代、都市返乡、青睐数字经济。

单从字面来看,“小镇创业家”是对“小镇做题家”一词的再创造。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当年拼命走出小镇的“做题家”们,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纷纷返乡创业。

一方面是一二线城市压力渐增,另一方面是县域经济崛起。这些小镇创业家们,正好扮演了产业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对外连接者的角色,其作用不可忽视,其舞台正在扩张。

毕竟,经过数字浪潮洗礼的“小镇创业家”们,因拥有新理念、新工具,能够更好地接入这个时代。除了参与传统种植和养殖业,他们还能投身智慧农业、电商等新兴产业,在推动工农产品自由流动的同时,将先进的数字农业新理念播撒到田野乡间。

在这个意义上看,那些经过知识武装的“小镇创业家”,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最佳执行者、数字乡村的重要践行者,更是促进城乡交流的“桥梁”和“推手”。

如何留住小镇创业家是真挑战

小镇创业家的作用可能超乎想象,他们的历史使命既有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乡贤”的职能,也会扮演80年代乡村“经济能人”的角色。但是,如何留住这些人,让他们扎根下来,目前似乎还只存在一些个案。

许多年前,新西兰国家电视台曾做过一项大学生就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学科不仅成为学生最愿意报考的几个热门专业之一,而且还入选就业率最高的三大专业。

除了新西兰,德国农民也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公开数据显示,德国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0万元,一般农民家庭大概会有1-2辆车,一栋独门独院的楼房,还会标配大小不一的花园。

这与国人对农业的印象全然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农业科技含量不高,附着于土地上的单位产值太低。

按照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说法,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就是引进新的农业生产要素。而新时代的“青年下乡”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动力,以城市先进要素为参与主体,通过资源要素更新、新旧业态迭代,促进城市对农村的作用由“要素回流”向“要素扩散”转化。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奥多·舒尔茨,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因此,构建乡村与青年关系的目标,应该是以双向奔赴为始,以相互成就为终。具体来看,基层的工作主要应该放在两个方面。

第一,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现实的情况是,大城市青年返乡创业,线上和在城里没什么区别,但到了线下,教育、医疗、运动、餐饮、零售这些条件都相差太大,如何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留下小镇创业家,还可能吸引外界游客。

第二,真正优化本地营商环境。一方面,能不能让返乡创业青年享受税费、融资、土地等扶持政策,让他们的起步更加容易;另一方面,能不能切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杜绝官场歪风邪气,让企业家敢闯敢拼敢投资。

要做到以上两个方面,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基层必须让人看到持续的进步与积极的态度,才有可能汇聚更多的小镇创业家。毕竟,一个无法留下创业青年的乡村,是不可能被真正振兴的,而哪里的公共服务与营商环境更好,小镇创业家们可以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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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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