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反垄断法的发源地，其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的思潮，对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反垄断的纵向价格控制，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
所谓纵向价格控制，指的是制造商或批发商，与下游经销商达成价格控制协议——通常是不得低于某个价格，或者不得打折。这样的事情在商业世界很常见，反垄断法却不认可。
美国司法界对纵向价格控制长期持否定态度。一直到2007年 Leegin 案判决出台，事情才出现转机。
Leegin是一家从事女装皮革饰品设计、生产的公司。上世纪90年代，这家公司推出一款名为Brighton的皮带，迅速打开市场，成为流行品牌，并在全美超过5000家流行饰品店销售。
PSKS公司是一家经营女性饰品店的公司，旗下有多家销售店。得到Leegin 公司供货后，PSKS公司获得了丰厚回报。Brighton品牌商品的利润，一度占到其收益的一半。
1997年，Leegin公司调整该品牌的定价策略，要求经销商不得低于规定零售价，否则停止供货（经营状况不佳而准备歇业的商户不受此限），PSKS公司接受这项价格活动。
第二年，Leegin公司又推出升级版的“旗舰店计划”：经销商成为旗舰店，能得到供货优惠，但要按照相应价格出售品牌商品，PSKS公司成为首批旗舰店。
此后的资格年审，PSKS公司因违规促销，被撤销了旗舰店资格，失去供货优惠的资格。两家公司渐生嫌隙。不久Leegin发现，PSKS旗下饰品店对其品牌商品8折出售，于是要求停止。PSKS公司称，其他经销商在悄悄降价，自家打折也是迫不得已。
Leegin公司果断停止供货，PSKS公司的业绩果然大跌，怒而将Leegin公司告上法庭，认为Leegin公司的价格控制行为，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官司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Leegin公司获得了胜诉。
代表多数意见的肯尼迪法官发表的理由是：经济学文献表明，价格控制可能利于促进竞争，尤其是品牌竞争。上游商家的价格控制是否妨害了竞争，应根据效果评定。
这个判决推翻了适用一百多年的“本身原则”（只认定行为，不认定效果），开始适用“合理原则”。很多法院不再认为“价格控制”属于垄断。
美国一些州开始对反垄断法做出调整。堪萨斯州立法确认“纵向价格控制”不违反反垄断法，更多州则以立法宣示，纵向价格控制就是违法。
联邦立法也有分歧，民主党认为纵向价格控制损害竞争，应确认其违法，共和党则倾向保护商人的自由经营权。到现在为止，联邦立法没有做出改变。
在中国，“价格控制”是很常见的商业操作。
比如说，汽车生产商对经销商实行最低限价，倘若经销商擅自降价，厂商就会停止供应维修零件，扣除返点，直至取消合作。
反垄断法传入中国，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上下游商家的价格协议，竟然属于“垄断”。
2012年高端白酒价格大跌，一批白酒经销商为缓解库存压力，对茅台和五粮液等高端白酒降价促销。厂商根据合同处罚经销商，经销商愤而寻求舆论帮助。发改委介入，以“反垄断”的名义对白酒商家罚了一大笔。
风波过后，行业规则怎样还是怎样，没人再提“高端白酒限价”的孰是孰非。
通常来说，经销商在品牌厂商面前处于弱势地位，即便不爽，也无可奈何。可一旦媒体或者消费者介入进来，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一些媒体以消费者代言人自居，认为厂商给下游供货，经销商愿意怎么卖就怎么卖，凭什么限制呢？于是讨伐厂商碾压弱小。
消费者认为，经销商遇到囤货压力，想要打折促销，消费者也能从中获得好处。厂商却从中作梗，岂不是店大欺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基于这样的朴素认知，Leegin案发布后，美国35个州的检察长联名致函联邦众议院，请求颁布《消费者折扣保护法》，将“价格控制”认定为违法合同，将其明文禁止。
如何看待商业世界的“价格控制”，《反垄断法》干预商业合同，真能起到“保护消费者”的作用吗？这是需要经济学界解答的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价格控制协议并非主流。生产者将产品批发给零售商，通常不再理会零售商以何种价格出售，可能还鼓励打折促销。毕竟，产品卖得越好，生产商也乐见其成。这时候，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商品是高端品牌，情形就不太一样。经销商的利益最大化，是在合约期内将产品卖出去。尤其发生积货，周转困难，降价促销是最好的选择。降价可能损害品牌形象，经销商并不关心这些。而真正关心商品长期品牌价值的，只是生产商。
比如说茅台酒非常注重其高端档次，降价会拉低它和中端酒的距离，不利其长期品牌塑造。生产商为防范品牌贬值的风险，就会签订限价协议。长期来看，品牌价值对消费者也有价值，比如减少选择成本，提升交易的可靠性。
生产商限价，除了抑制品牌减损，还可能还出于其它目的。
许多商品的销售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包括推销、介绍、售后等服务。
一家产品优秀却没什么名气的商家，想要大展鸿图，走低价路线往往没有出路，只能借助推销。他出台了价格控制协议，销售商无法靠杀价售卖，只能通过大做广告，介绍产品质量，提供售后服务。这有利于消费者熟知产品特性，让商品在售卖过程中脱颖而出。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写文章提到这种“示范假说”。他说，吸尘器制造商通常要求零售商以较高零售价出售，不得随意降价。零售商只好在销售时充分示范，细夸好处，卖力推销。竞争从价格转移到服务，对消费者也是有利的。
Leegin案中，这家公司也表示，当初制定价格策略时就解释过。价格控制协议确保经售商有足够利润空间，还能促使经销商给消费者提供细致服务，从而使Brighton品牌的品质得到有效保障。折扣销售只会影响品牌形象和公司声誉，最终使公司和经销商的利益都受损。
这样的辩解是有说服力的，最终也被法庭听取。
反垄断法产生以后，一直争议不断，根本的原因是它对商业逻辑的无知，执行起来分外困难。法律禁止生产商对零售商进行价格约束，为了规避法律，厂商就会约定：不转移商品所有权，搞成“代售”或者“寄售”。既然是“代售”，生产商当然可以决定销售价格。变通策略只是为了规避反垄断法，却给商业经营增加了不确定性。
有能力施行价格控制的厂商，通常是高端品牌商家。这导致下游经销商在博弈不力时，会突施冷箭，从其他角度攻击品牌厂商，比如以强凌弱、价格垄断，不公平协议等。原本简单的商业合同，就会成为攻讦的借口。
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起对惠氏、雅培等进口奶粉的调查，理由也是价格控制。随后进口奶粉企业遭到重罚，不得不允许降价销售。
表面上这是对进口企业不当谋利的惩罚，实际却是对奶粉涨价问题的回避。2008年后国产奶粉溃败，国内对进口奶粉形成强烈需求。由于进口限制和高关税，进口奶粉价格居高不下。指控洋奶粉“垄断”谋利，只是将矛头导向进口企业，却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