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华 王斌 谢雪琳 王子约

　　嘉 宾

　　许生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汪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宣晓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

　　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明志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施展

　　外交学院副教授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被视为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而在今年9月15日至19日期间，众多老中青学者重聚莫干山，再次探讨改革开放的动力与阻力，力图凝聚改革共识，重启第二轮改革进程。其间，除了成思危、高尚全这样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及7位曾参加过28年前的会议并也已成名的实力派学者，更有为数不少的中青年学者、专家涌现出来，也发出了各自领域独立、专业和有影响力的声音。

　　这些人包括：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汪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宣晓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刘明志、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

　　许生：宏观税负需优化

　　我国宏观税负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纯粹宏观税负率处于最优税负区间，但非税收入上升幅度较大。同时，我国宏观税负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仅相当于政府收入的一半，另有一半左右的政府收入并非通过规范化的征税途径获得，税收的重要性有待于进一步强化；二是我国以非税收入形式对GDP的扣除力度过大，在政府对GDP的扣除中几近占据“半壁江山”，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中私人部门的干预方式亟待规范。

　　优化我国宏观税负的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要优化我国宏观税负，关键在于“正税清费”。“正税清费”，就是要在结构性减税中，突出做好“加减法”，努力做到，以“加法”正税，以“减法”清费。

　　“加法”，就是要在我国纯粹宏观税负F0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消化国民经济宏观税负F1中的非税收入项目，将实质为税收，目前仍以基金、附加等名义存在的有关政府收入，区别不同税基特点，或者吸收、并入现行税种，或者建立新的税种，尽最大可能，充实、调整到我国税制系列，以全面提高现阶段我国政府收入制度的法制化水平。

　　“减法”，就是要大力裁减国民经济宏观税负F1中，除能够合并、吸收、纳入到纯粹宏观税负F0以外的非税收入项目，以及政府总收入宏观税负F3中的罚没收入，将不以获得政府收入为目的、仅体现政府公共服务基本职能的项目收入，“减肥”、“瘦身”，降低收费标准，控制收费规模，以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其次，要结构性调整税收制度，促进税制优化。结构性调整税制，就是要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进一步弱化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联性，加大税收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力度，强化税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降低税收因经济景气变化而带来的大幅度波动。

　　调整我国间接税，就是要大力降低目前占我国税收收入总额超过2/3的间接税，将其逐步调整到在未来的税制结构中占税收收入总额的50%左右。目前，我国现行间接税仍然存在13%~15%的减税空间。

　　提高直接税，应当与充实调整我国现行税制体系通盘考虑。将社会保障税、国有企业特别利润税纳入税收体系后，我国直接税和其他一些较小税种在未来税制结构中的收入占比将由现阶段的32%左右提高到43%左右。即使在上述情况下，我国现行直接税仍然存在27%左右的增税空间。

　　最后，改革政府收入体系，在形式上，就是要规范和理顺政府主要收入预算项目的内在逻辑关系，强化财政统筹政府所有收入形式的预算管理功能，增强政府收入的法制性和约束性；在内容上，就是要不断提高税收收入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压缩非税收入规模，提高政府筹资行为的法律授权层次，努力实现纳税人实际所承受的宏观税负与政府实际筹资规模相一致，减少筹资损失，提高宏观经济干预效率。

　　汪晖：允许城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中国当前城市化阶段以及特殊性体现在人口的城市化和空间的城市化。空间城市化是超前的，人口城市化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有不少农民工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匹配，这个不匹配表现在城市的用地结构上面，也就是工业用地比例非常高，而每年大约1000万以上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当中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增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这些生活所需的土地相对比较少。现在房价过快增长跟限制商住用地的供给有很大关系。

　　房价过高增长也导致迁移到城市当中来的外来人口没有能力购买房屋，不能够在城市中永久居住下来，这样又导致这些人得不到一般的公共服务。

　　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提出的方案思路是：第一，允许城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逐步入市。只要符合城市规划，不管集体建设用地，还是农地，有规划许可可以转用的政府不再征用，而是让农民自己开发。他们可以卖给开发商开发，或者和开发商联合做。这样在不压制房产业的同时，起到平抑地价和房价的作用。

　　这个平抑过程当中，边际效应会带来2亿农民工中有一部分是买得起房子的。这些人中的高级技工收入是超过大学生的，如果房价再往下降一点，是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的。

　　第二，在城中村、城郊村改造过程当中，借鉴区段征收、适地重划的经验，建设一批出租房的集中区来更好解决部分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

　　第三，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和一定金融手段创新提供一些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根据我的调查，像温州乐清、瑞安，已经开始为外来人口提供保障性住房了。为什么呢？因为企业主非常怕熟练工流失，所以他们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为他们解决住房的问题，至少能够让一家人体面地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那么地方政府和企业可以联合推动这个事情。阻碍还是有的，一个很大阻碍可能来自于国土管理部门，因为每年的计划指标到了县一级政府非常非常少，除了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剩下能够安排保障性住房的指标少得可怜。2009年我在乐清市调查的时候，地方政府每年就安排50亩土地专门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不过这条路也是可以逐步往前推行的。

　　宣晓伟：用现代化转型框架指导国企改革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观念和利益的冲突。这种观念和利益冲突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足以完全解释，所以我们提出必须要在更宽泛的在现代化转型的视野下看待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在利益分化而且固化的条件下，已经不是一个市场多一点，或者计划少一点，竞争多一点，垄断少一点，民营多一点，国有少一点的问题，它已经不能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理论框架，不足以指导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那怎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呢？实际上中国是处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要用现代化转型的框架来指导、解释国有企业改革。

　　那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是从社会结构和功能性来看，是从金字塔式的一元化或者集权化的模式，向着网络化的，功能分化的模式转变。按照所谓金字塔式的结构层层叠加下来，整个社会一起被整合在现代化过程中，这个社会就炸开了，炸成不同的部分，相互之间是重塑的关系，依靠法治的规则和市场的规则来建造。

　　中国是处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看到有些用所谓分权化或者碎片化来形成现在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现在社会被炸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但互相之间的规则没有形成。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炸开的部分互相是重复的。一个人在社会中有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国企老板既是政府的官员又是企业家。或者很多官员，既是官员又在大学里面兼职当教授，就是一个人扮演很多身份。包括很多企业团体，国有企业既是企业，又担当着政府很多职能，所以这是功能泛化。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企本身来说存在着传统社会“功能泛化、政企难分、角色错位、利益冲突”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一方面，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利益难以清晰地分割，经常混淆在一起。所以政府和国有企业有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被赋予了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正常生产经营受到了不恰当的干扰。

　　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表面上来看是价值观念相争的问题，实际上是技术层面操作的问题，是不是能够按照现代社会的管理原则来管理国有企业。什么是现代社会管理原则呢？就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权责对等，机制相融。这才是我们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刘明志：

　　金融业也要“走出去”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体量大幅度上升，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也明显上升，但仍然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环境约束。我们应该在前三十年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掌握主动性，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应该鼓励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开拓境外市场，形成新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形成更加全面、更高层次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总体优势。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在对外投资、贸易活动中积极行动，为企业对外投资、贸易提供便利化服务。金融业要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我国金融业在加大对“走出去”支持力度的同时，金融业自身也要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当前国际金融格局正在调整，调整方向是提升新兴市场的地位和影响，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国内格局中的地位相匹配。这既是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需要，也是适应国际格局调整的需要，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加平等、更加稳定的秩序，有利于全球金融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国应该主动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趋势，为企业提供本币使用的便利。鼓励和支持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贸易活动提供人民币投资的各项服务。官方在对外援助中也可以采用人民币，可以考虑在对外援助中优先使用人民币。

　　当前跨国金融机构格局中，新兴市场的力量和影响日益上升，我们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在取得一定“走出去”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善于采取资本扩张手段，合理进行区域布局，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布局，进一步加大“走出去”的力度，为我国企业开展各项经贸活动，为各类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面的、安全的、高效的金融服务。

　　我们也要继续稳妥地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吸引境外参与者参与境内市场交易，逐步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成国际金融市场，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稳定和繁荣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国还应该发展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金融关联服务业，为金融关联服务定价提供良好参照，为金融机构“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服务。

　　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将更多地、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我们应该顺应这一趋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平衡发达国家的影响，为我国争取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合理、合法的权益。

　　与此同时，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地参加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将更多地更具实质性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未来的规则也将更加注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任剑涛：

　　改革的国家战略亟待重构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总体的现代国家战略来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竞争当中，一个人口数量极其庞大的中国，太过贫穷会认为是负担，因为一旦我们经济秩序发生紊乱，将有数亿人口的灾民和难民的产出，全世界经济体系承受不了。太过富裕则会认为是危机，一旦我们成为强势国家，我们就要与西方国家展开非常现实的战略资源的争夺，比如说石油、矿产、森林、水、空气，以及对地球资源总比例的控制权。

　　因为中国崛起之前，美国很从容地使用地球总资源的25%，在我们的竞争之下，美国的战略就会捉襟见肘。这不仅引起美国对石油资源争夺的世界战略调整，也引起其国内能源政策的调整。美国人势必把自己的全球战略，上升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如果我们对美国的遏制仅作道德主义的反应，就是缺乏国家哲学最重要的表现。

　　在这样一个意思上来讲，我们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当中一定要落实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国家战略的重新建构。

　　国家战略的重新建构涉及到三个建构问题：第一，重新校定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得执政党能够对不同的社会主张、公众意见有广泛的监督管理。第二，强调整个社会制度的开放性竞争，满足社会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第三在具体举措上有充分的改革性创新思维，不设限进行创新。

　　施展：

　　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秩序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以及中国本身需要被重新理解与定义。我们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来理解中国的未来战略和发展方向。全球化可以说是资源、资本、生产能力、安全、信息等等各种要素全球性高速的流动，以全球为单位的重新配置过程。这样一个重新配置的过程会带来很多以前不会出现的问题。

　　全球化一直在进行，但从来没有像冷战后推进的速度这么快过。很多问题都是在冷战后新出现的问题，比如非传统安全、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的泛滥、碳排放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前不会出现的，而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是基于这些问题出现之前而设置的，这就意味着冷战后全球化对既有的国家观念和安全问题等都会带来巨大的挑战。

　　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背景，对于下一步中国的发展，都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中国由于加入全球秩序，获得了迅速的崛起，并且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全球秩序。经过这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发展出了巨大的体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上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我们的崛起带来了国际很多的失衡，会对既有秩序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参与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秩序，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虽然有了大国的体量和力量，但还没有做好当大国的准备。

　　从具体的方案层面上，就宏观而言，我们是无法给出一套有说服力的、可行的多边机制，给出这么一套可行的多边治理框架，我们也无法给出这种框架在价值观上，或者观念上有说服性的东西。微观上来说，在具体的金融、贸易、外交、法律等很多领域，我们现有的人员技巧性与其他人员相比还是差很多。

　　在这一系列背景之下，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深刻的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中国的观念更新、战略更新一定要落实一整套的制度和法律框架。

　　这个制度和法律框架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外的，所谓的制度和法律框架要表达世界或者区域性的公共品，像美国现在所提供的一样，我们也需要提供一些东西。这种公共品可以在多种国际组织之中来完成，实际上我们是在参加一些国际组织，但这些国际组织当中，我们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这涉及到前面所提到的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秩序。

　　对内而言，一旦我们要提供这种世界或者区域性的公共品，这个公共品一定要表达超越中国之上的利益表达。就像美国现在这样，美国对公共品的支撑就是通过超越美国利益之上的表达来论述的。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东西，来充分地正当化、有效地吸引其他国家愿意参与我们的公共品进行支撑。

　　这个时候我们内部也需要进行多种体制改革，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各方面的观念转化过程。中国要完成这个过程，还要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研究体制的改革，以及寻找新的一种机制，能够有效促动产学研多个领域的彼此互动。

　　最后简单地说一句，中国因为加入了全球化的这么一套世界秩序而崛起，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这套秩序一定会因为中国的加入而被重新定义，这个被重新定义的外在过程也一定会反向地重新塑造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