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 央行前行长的六个思考 新京报讯（记者 侯润芳）昨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第13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CF40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对于“一带一路”中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主题谈了六个思考和看法。 他首先提出，“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是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他还建议，要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的定价和结算货币作用；依法增加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发挥人民币交易货币功能；增强人民币投资功能，目前已有条件逐步降低人民币贷款利率；扩大央行和“一带一路”央行的合作；“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应由东向西逐步梯次推进。 戴相龙首先谈到“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通过市场推进，二是通过央行之间推进。“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将从亚洲起步，从‘一带一路’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一个突破口。‘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几种设想。一是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货币；二是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三是排列于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货币。我认为达到第一目标是不可能的，第三目标的预测过于保守，第二个目标是积极稳妥的。”戴相龙说。 用人民币定价，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基础。用何种货币定价，决定于供销双方和货币影响力。戴相龙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要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的定价和结算货币作用。“普遍认为，十年后中国经济实力超过美国，现在中国对外贸易占全球11%以上，今后会逐步上升，人民币币值稳定，成为可兑换货币，所有这些会提高人民币在全球大宗商品中的定价功能。提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大宗商品的定价功能，也就增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结算货币功能。”戴相龙说。 第三，依法增加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发挥人民币交易货币功能。 1996年底，我国已承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资本项目下，国际收支共有40大类，我国已实现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达到37项，主要是境外企业还不能到境内上市。“但是，在我和许多企业及个人接触中，他们总是反映，外汇管理部门已宣布可以兑换的项目，在实际中不能畅通可行。”戴相龙建议推动人民币可兑换，一方面要修改法规，另一方面还要监管法规的执行，包括对外汇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有关银行工作者的监督执行。第三是加强与有关国家中央银行的沟通协作，不断扩大人民币和有关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增加货币交易量。“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充足，宏观调控空间较大，我国有条件提高人民币自由的程度，并可保护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 第四，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增强人民币投资功能。 “人民币贷款利率远高于美元、欧元、日元，是约束人民币境外贷款最大障碍。”戴相龙同时表示，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重大突破，有条件逐步降低人民币贷款利率。他的依据是，一是由中央银行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促进存贷款利率下降。二是提高央行对商业银行支付存款准备金利率，确保商业银行存款保本。三是推进主办银行制度，减少企业储备性存款，降低企业利息支出。四是央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国家信用发行“一带一路”建设贷，转借主要商业银行使用。五是推进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降低综合成本。 戴相龙还建议，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从“一带一路”试点，取消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所设机构数量和投资限额限制，只对境外单个和全部机构对境内一家上市公司股本投资的最高比例进行限制。选择“一带一路”优秀企业到上海发行熊猫债或上市。积极支持境内各类企业购买外汇或直接使用人民币到“一带一路”投资。境内金融机构向“一带一路”企业贷款，在合作共赢前提下，可用一部分人民币贷款购买我国技术先进的设备。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和各种投资者，到“一带一路”重点城市设立投资公司和基金，就地进行投资。 推进“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央行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戴相龙在演讲中指出，扩大央行和“一带一路”央行的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储备功能。 他建议，在各国央行推动下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完善以央行为核心，由商业金融、政策金融组成的金融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有效对接。促进人民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在金融市场的直接交易。“逐步增强央行货币互换的用途。货币互换主要用于流动性紧急补充，也可通过双方专项协议，将一部分人民币借给所在国金融企业，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 戴相龙的第六个观点是关于“一带一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方向。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应由东向西逐步梯次推进。重点发展香港、新加坡、伦敦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同时在南亚、中亚、中东选择在各区域有影响的城市，设立中资或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和各种基金，推动建立人民币离岸业务网络。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阿斯塔纳、阿联酋的迪拜、阿布扎比等。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柳宝庆[详情]

　　原证监会主席、CF40资深研究员 肖钢 新浪财经讯 5月14日晚，“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3期在京举办，CF40资深研究员、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出席并就如何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等议题，结合新著《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一书进行演讲。 肖钢指出，建设“一带一路”光靠中国的资金是不够的，也不符合共建共享。未来应该建立一个资金来源多元，利益风险共担的机制。他表示，中国在数字经济走得比较快的，我们应该创设一些规则，在我们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我们有条件来创设一些规则。而对于一些国际上的成熟规则，我们也要加入其中。总体而言，就是要创新融合，求同存异。围绕着这一主题，肖钢提出了六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是调整我们国内的信贷规则 二是要优化“一带一路”投资保护和纠纷解决机制 三是加强投融资风险的评估和预警 四是债务违约救助 五是加强“一带一路”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工作以及信息透明度 六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以下为肖钢发言全文： 肖钢：非常感谢海明秘书长。尊敬的戴行长、姜行长和若谷董事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受到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来介绍最近出版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这本书。 这本书是四十人论坛去年立项研究课题，那么我和中国信保的黄志强同志，他因为出差没来，还有一个研究团队，我们集体做的研究。花了一年的时间。 这个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的有关的规则、制度和标准，侧重于这个方面。所以当时我们研究报告的题目曾经用过好几次，也做了几次修改。 “一带一路”投融资的体系应该是在前五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或者由1.0升级到2.0版本是这么一个研究报告的题目。 这个研究报告的核心是讲，加强软联通，共建软环境。大家都知道，前五年的“一带一路”建设是硬联通谈得比较多，就是各种基础设施的联通，我们这个研究报告的主题思想，怎么样加强软联通，共建软环境，侧重在规则、制度、标准，侧重于在这个方面的研究。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使用了制度型开放。也就说所谓制度型开放就是讲规则、标准，我们国家的开放要有商品和要素开放。要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正好和我们研究的结果或者结论还是很吻合的。所以四十人论坛就提议我们这个书的名称就叫现在这个名称《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这个来龙去脉，是这样一个背景。 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做了两次演讲，一个是主旨演讲，一个开幕式致辞。这两次演讲，两次的讲话当中都围绕规则和制度的问题，特别是融资体系的问题做了很重要的阐述，这里摘要了一段。总书记指出，他说要本着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要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的法律法规。这一段论述，鲜明提出了中国在对待国际规则这个问题上或者标准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个立场非常鲜明。 同时，对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又提出进一步了解。去年8月份，召开了“一带一路”五年的工作总结会议上，习总书记也发表了重要讲话，在那个讲话当中对金融也讲了很多的内容，特别强调金融要创新，要建立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体系，这是在第二届高峰论坛上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强调多元化融资体系。我们研究的成果，怎么样研究落实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大体上，我们分为三部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个是五年的总结，“一带一路”建设一共搞了五年，做一个总结。面临的挑战和我们政策建议。 这五年成效显著。首先来看，政策沟通很顺畅，互动也频繁，截止到最新的第二届论坛，一共有1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签订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的协议文本，应该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设施联通，主要是基础设施联通，由点到面，效果非常明显，海陆空，互联互通，高铁、班轮、管道、隧道、铁路轻轨。中欧班列运行了几年时间，大概到去年，一共开了9千多列，已经超过一万列这样的班次，把很多的商品从亚洲运到了欧洲。特别是不仅中国受益，包括越南等这些国家东南亚国家，他们很多的货物都通过越南先到了中国，然后乘中欧班列到达欧洲，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 整个贸易的畅通势头也是良好。我们现在和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累计额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的融通也在稳步的推进，作用也越来越凸显。据统计，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就超过700亿美元。比如说我们研究报告当中也都列举了一些数据。比如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信保，还包括中东欧基金、非洲开放基金等等，这都没有列很全，列了一些。 总结一下“一带一路”五年投融资的特点，我们认为四个特点还是比较突出。 第一，政策性金融先导驱动。因为“一带一路”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首先进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是由我们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说进出口银行，进出口银行主要是对外，还有国开行，国开给中国企业给的贷款，企业走出去。所以是由政策性金融先导驱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政策性金融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在资金方面充当着主力军的作用。当然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数据还是很难获得，特别公开数据还是很难获得，比如从公开数据来看，国开行就累计发放了1700多亿美元的贷款。专门用于“一带一路”，不是说所有的贷款。投行，大概一千亿美元左右贷款支持。前五年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 第二，央企和国企引领作用很明显，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因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资金上给予引领，国企央企率先，同时一大批民营企业也投入“一带一路”项目当中。 第三，合作区聚集效应开始发挥。短短的五年时间，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当中，以中方为主建立了75个开发园区，这样的话在每一个开发园区里头又聚集了中资和外资的企业，一个是当地企业，一个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有第三国的企业。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园区的投资大概也是将近500亿美元左右，75个园区，这样园区聚集效应是很好的。入园的企业大概有4千家左右，这些入园企业开始运营了，可以投产运营。对当地产生税收，有税收了，而且解决当地的就业。因为这些企业主要以当地的劳工为主，解决当地就业。对于“一带一路”的企业来讲，它也有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的联通它也得到很多好处，所以集约的效应得到发挥，应该说是初步发挥，因为有的园区刚刚建成，还并没有产生盈利，但是它的效益是在后面会逐步的发挥。 第四，投融资的合作开始启动。所谓投融资合作，我讲是中方和外方。我刚才说的除了国内金融机构，在先期我们加大投入以外，那么现在越来越感到，光靠我们自己的资金是远远不够，因此我们要跟外国的机构和国际的金融组织来共同合作，所以这个形势很多样，各个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开行、进出口银行还有商业银行还有丝路基金，股权投资这些机构，包括亚投行，都在世界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其它国家进行合作。所以这个，下一步我认为是一个大的趋势。 我们研究问题上简要分析一下，现在对中国“一带一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的质疑，集中三个问题。 一个，所谓债务陷阱问题。我们在研究当中，通过用数据来说话，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的，不是因为“一带一路”造成了有些国家的所谓的债务陷阱问题。当然，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好从某一个年份或者某一个国家来分析，所以我们大体上做了一个整体的分析。那就是在可获得数据的63个国家，我们没有拿到65个国家的数据。63个国家当中，有37个国家的，我们按照五年的比较，就是从2013年为界，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开始，2013年到2018年，这五年，我们叫做“一带一路”建设后五年。在此之前，也推五年，就是前五年。从前五年的和后五年的比较，公共部门的外债，不包括私营部门，也就是政府公共部门。我们讲债务危机主要针对政府而言，政府外债。有37个国家五年平均的外债增长率还是下降的，后五年相比前五年。只有12个国家外债增长率确实提高了，提高5%以上，个别国家达到12%。即使外债提高过程当中或者个别提高幅度比较大的国家，也不是因为接受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资金造成的，而是它自身的别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越来越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我最近也是搞这个研究，包括美国的一些智库和大学的教授也在研究所谓中国“一带一路”造成沿线国家的债务陷阱的问题。我觉得他们还是慢慢地开始有一些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说我看到美国一个研究成果，他们也是研究人员做的研究。讲非洲有17个国家，它不是讲“一带一路”国家，非洲有17个国家是重债务国，其中有三个国家是借中国的资金比较多的。当然他也做了很多分析。我觉得应该说是越来越客观公正这种研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简要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搞“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经济换政治的手段。中国传统是我们不侵犯别人，不侵略别人，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输入别国的模式，但是也绝不输出中国的模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虽然“一带一路”源于中国，但是属于世界。 第三个，怎么看待全球规则之争。围绕这个问题，全球的媒体研究机构都有很大的研究。我们认为，其实不是个问题。因为西方主导的规则也过时了，也不适应新的情况。拿西方的规则来办事那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中国规则也不完善，所以它谈不上是谁马上就用谁的，规则之争。而是大家根据新的历史的时代的情况，怎么样来研究创新，来适应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治理的需要，是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了，因为中国国力在上升，在一些非洲国家和沿线国家，中国的话语权也在提高，这也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话语权提高了，就说我们跟你争夺你原来制定的那个规则，这个也是很牵强的。我觉得这个应该理性看待全球规则之争。所以在研究“一带一路”投融资问题上，这三个问题是各界有很多疑虑或者争论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也做了一些梳理和研究。 再下来就研究现在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概括起来说就是资金的缺口很大。很多方面的研究，大家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的经济研究中心，国发研究中心等等，就是诸多的机构都对未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需求量做过研究，包括我们国家财政部也做过研究和测算，我们把它收集了一下。收集了一下尽管每个机构测算的年份有所不同，有的算到2025年，有的算到2030年，计算的方法、基数都不一致，我想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但是这个结论是一致的，就是需求量太大，资金满足不了。 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未来要搞“一带一路”建设，光靠中国的资金那是远远不够的，那不行的，也不符合共建共享，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从“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未来方向应该建立一个资金来源多元，利益风险共担的这么一个机制。要建好这个机制很重要的就是规则，就回到我们的规则或者叫标准，就回到这个规则上来。按照什么样的规则、管理和标准来投融资，这个大家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在研究当中就深深感觉到现在全用国际规则行不通了。那么拿中国这一套规则，中国投融资也有一套经过40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前我们就有投融资的规则和标准，拿中国这一套出去也行不通，人家不可接受，你也行不通，我们还有很多改善的地方。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遇到一些矛盾，就是西方规则不好用，自己的规则也不好用，或者拿出去别人不普遍接受。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认为老是拖也很被动，所以也不能老拖，而且拖了这件事情，明天那个事情拖不了。拿现在国际规则简单拿过来也不行，把中国规则搬出去也不行。遇到问题老拖也不行，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遇到三难。为什么国际规则不行，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情况太特殊，沿线65个国家有8个最不发达，有16个非WTO成员国，24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你要靠国际规则水土不服。 第二，沿线国家市场潜力大，但生产要素成本低，按照这个规则做不到。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规则往往附加政治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当前全球治理也是不适应的，现在沿线国家也是反对这样做的。我们自己的规则也需要调整，这里头我也列了几个，时间关系也不一一去展开了。比如说我们的定价机制也缺乏国际竞争能力。我们的信贷期限比较短，我们投融资规则信息透明度不高，很容易引发各方面的疑虑。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深深感到这个问题，要取得一些数据很不容易。因为一个部门掌握本部门的数据，都是一个碎片化的，放到一个整体上来讲，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的分析。另外我们考核体系、监管，也不是很完善。所以我们自己这套规则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提出来，还是要创新的融合，求同存异，分类施策、因地制宜。 所谓创新融合，我们在数字经济走得比较快的，我们应该创设一些规则，在我们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我们有这个条件来创设一些规则。有一些国际的成熟的规则，确实也管用有效的规则，我们也加入其中，我们要融入他们，改我们的规则融入他们。另外一方面，中国要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完善和匹配规则。有一些不适应，当然这个修改要费时间的，要很多谈判要很多斗争，但是你总是要进去，总是要参与到里面，逐步的提高我们话语权，来共同来商量来修改这个规则。所以我们总体这个想法要创新融合，求同存异。我围绕着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报告提了六方面的政策建议。下面我分别再简要介绍一下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怎么样调整我们国内的信贷规则。这里的内容很多，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我想重点说一个“中国成分”和“中国利益”的问题。中国成分这个政策自古以来就有的，很多年历史上就有的，因为中国出资通过信保援助的优惠贷款和买方信贷，这个主要采购中国的设备，这个多年来中西方国家都是普遍实施的，所谓我们叫“本国成分”这么一个原则。应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很多国家包括我们邻国韩国等国家，都逐步将来这个政策，由“本国成分”逐步向“本国利益”，本国利益就都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外交利益，这是原则利益，那你看怎么衡量。你逐步由本国成分向本国利益这个原则来开始过渡，这应该说成为当今一个趋势。50%以上都采购你的设备，别人就不来了。在过去我们有些行业竞争力比较弱，去这个办法是有利的，有些行业我们设备标准生产技术水平我们已经大大提高了，也不怕全球竞争了，你适当的调整本国成分的政策，其实是有利于吸引其它国家的资金或者国际组织的资金来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那就不是你一个人包拿钱，都采用你的，肯定不利于吸引第三方资金进来的，包括不利于吸收所在国的资金，因为当地也有资金，当今还有金融市场也可以筹集资金。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把本国成分和本国利益相结合出口信贷的模式，不是说不要。我们现在50%、60%，你可以降到30%，也还是一定的程度也保护了我们国家自主的产业和设备出口等等。我想在这些方面应该做一些，这是我们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议。这样一做我们觉得会进一步拓宽我们“一带一路”的投融资的渠道。 第二个，要优化“一带一路”投资保护和纠纷解决机制。大家都知道，一讲到投融资，其实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必然要出现一些纠纷的。我们现在在“一带一路”国家当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国家还没有跟我们签订双边的保护协定，有的签订也不生效，个别的当然还是单方终止。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要长期化，这是长期化和机制化这么一个重大的项目，重大的一个战略举措，应该要研究在我们沿线国家签订多边的还不是双边，双边肯定是要签的，应该逐步都要签，而且还要生效，另外有些条款不合适还要加以完善。因为我们过去不是投资大国，而是我们吸引外资的大国，当然现在仍然是吸引外资的大国。吸引外资，我们过去侧重是外资进到我们国家，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企业，因为它进来跟我们企业竞争。现在这个角色变了，我们投资大国，到人家国家去，要跟人家国家谈双边的投资保护协议或者是多边的，那这个角色就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很不适应。从未来讲，我们应该要签订多边的，就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当中签订多边的。同时，海外投资的立法的保护，你得立法，我们国家的法律还远远跟不上。特别很多法律没有域外的管辖权，法律要延伸到域外，这个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第三，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第三，加强投融资风险的评估和预警。这个内容比较多，我也不详细一一介绍。我们总体做“一带一路”投融资国别机构的研究还不少，比如政策性银行，政策性保险机构、信保公司，一些政府部门，包括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也有一些智库和学术机构，还有评估公司，你比如说搞国际评估公司，因为他要开展业务，对一些国家的国别风险开展了很多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也比较分散，怎么样适应“一带一路”机制化、长效化，建立完善国别风险的评估和预警的体系，仍然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要借鉴金砖国家，对五砖五国国别的风险评估有这样机构，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好的，应该推广到“一带一路”65个国家来做，而且不光中国机构来做风险评估，那还不够，应该多边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边做风险评估和预警，就更为有效。这个内容还远远不止这些。 第四，债务违约救助，这是必然的。刚刚五年，有了贷款才3年，不是说一开始就贷款了。其实我们很多贷款才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目前的违约的状况还不是十分普遍和突出，但是我们研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违约的问题是必然出现，而且会比较多的出现，不会是某一个例子或者某一个国家，这个其实是一个商业市场化的行为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就要研究怎么样来探索建立我们“一带一路”国家的违约救助机制。我们遇到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多边机制是不灵的，比如说大家知道巴黎俱乐部是违约救助一个多边机制，但是它现在不灵光，中国也在加入，它也不能代表全球，过去是西方国家，巴黎俱乐部20个发达国家，过去是发达国家借钱给穷国，它制定了很多规则。中国到现在为止也没加入，没加入，中国对外节前也不少，OECD这些国家和巴黎俱乐部的国家，借的外债在下降，代表不了发达国家了，希望中国加入，但中国还没加入。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借助亚投行和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建立有约束力的债务违约准则，这个不是搞输血也不能用资金干涉人家的能内政，这个和过去西方主导那个有区别，但是我们认为未来一定要考虑建立这样一个违约的救助的机制。当然违约救助包括主权的债务违约怎么办？还包括私营债务怎么办？应该分开处理。 第五，怎么样加强“一带一路”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工作，这个很重要。“一带一路”的倡议要建廉洁之路，这个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有很多国际组织对海外的腐败那是做了很多的研究。特别是政府的项目，腐败发生率特别高。涉及到海关腐败特别高，另外涉及税务腐败特别高，所以在国际投融资方面反腐败的力度是很强的，包括美国、欧盟包括其它国际组织都建立了海外反腐败立法，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应该跟上，我们有的企业走出去是吃过亏的，比如说你参加人家国家的招标，这两个企业就是唯一的招标方，即使招成功了，也是不合规的，我们有这样的实际案例。那不合规怎么办？对不起，不让你干，或者叫停。那你一叫停，工期就推了好多年，结果你会造成经济损失。尽管还没有行贿，只是招标过程当中违反规则，这个当中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所以我们国家走出去和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要行稳致远，必须在反腐路上一定建设廉洁之路，一定过好这个关，否则一时得到好处，但是持续不了，长久不了。 最后一个信息透明度。前面其实也点到了，我们在这个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规则，现在大部分都是机密，不是机密就是秘密，不能对外公开，包括各部委发的文件都是机密，很难获取这些资料，特别公开获取这些资料。很容易造成外方的疑虑。其实有些东西我们研究完全可以公开，也没什么关系，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迈开一大步。当然我们搞信息透明度不是为了堵塞国外的一些嘴巴，让人家少说一点，不是主要的目的。其实也是从我们自己规范融资行为，防范投融资风险这个也是很有好处的。另外也满足我们国内的民众的需求，它不光是做研究工作的人满足需求。我记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就曾经做过一个社会民意的调查，调查的结论，相当多比重的被问询人，普通的民众或者各界的民众对“一带一路”到底花了多少钱、取得哪些效果、有哪些风险，关注度比例是非常高的。从中国老百姓本身的透明度也是需要加强的。 第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不多说了，“一带一路”是人民币走出去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应该说在发展和建设“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过程当中，应该打造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带一路”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带，叫人民币国际化带，而且有条件。因为这些国家用美元用其他的货币汇率风险比较高，当然用人民币来兑换本国货币当地货币我们也面临一些风险，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有余地的。 当然我们研究报告还研究了其他的软环境，比如说劳工的责任，这个方面我们发生问题不少，走出去的企业，包括我们自己派出去的员工和当地的劳工这些权益保护。另外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法律律师事务所、另外税收还有实业技术标准对接问题。 总之我们围绕规则标准的体系来研究“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问题的，研究时间很短，再加上能力有限，还很粗浅，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研究报告，所以不对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详情]

　　姜建清 新浪财经讯 5月14日晚，“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3期在京举办，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出席并发表演讲。 姜建清表示，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互利是合作的关键，互信是合作的基石。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最好的方法就是项目和案例引导，以成功的项目和案例作为样本。同时，加强其它方面的沟通也非常重要，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沟通都有助于未来的商业沟通。 他指出，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规则是准绳。要善于依托已有国际合作组织和框架开展业务和项目合作，高度重视多边层面的规则和制度建设，搭建起稳定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心理预期、降低各方交往合作的风险等级、提高各方互联互通效率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各方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 姜建清在演讲中提到，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商业化是导向。要创新投融资模式，通过股权、贷款、债券、租赁多种等金融工具，提供投行服务、咨询顾问和可行性研究等多种金融服务。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投融资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以下为姜建清发言全文： 首先，祝贺肖主席的新书《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出版。刚才，肖主席就新书的主要内容做了精彩的介绍，听后受益匪浅。新书围绕完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通过梳理“一带一路”投融资发展的基本情况和面临的挑战问题，提出了解决“一带一路”投融资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书对“一带一路”投融资的特点及面临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比如个别国家债务增长问题、全球规则之争问题等，在直面问题的同时又通过讲道理、摆事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和建议。 新书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进行了测算。面对庞大的资金需求，分析了当前资金供给侧方面存在的来源不足、模式单一、渠道不畅等问题，提出了解决“一带一路”投融资问题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创新融合”、“求同存异”、“分类施策”和“因地制宜”。同时，新书分章节详尽阐述了现有信贷规则和管控体系、投资保护与纠纷解决机制、风险评估与预警、债务违约救助、投融资反腐败反商业贿赂、投融资信息公开透明、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情况及极富智慧的对策建议。 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习近平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要通过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高峰论坛发布的联合公报指出，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商业银行不断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拓宽多样化融资渠道，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稳定、透明、高质量的资金支持。由于，我过去在商业银行、现在在中国-中东欧基金工作，对“一带一路”投融资有着较多的切身体会。具体来讲，主要有四点体会。 第一，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互利是合作的关键，互信是合作的基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政府之间加强了交流，彼此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目前，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次北京峰会，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等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40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来自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政治互信、民间互信、互利合作的深化带动经贸和投资往来的增强。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步推进。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贸易额达到822.3亿美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资超过100亿美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因为目前双方贸易额只占中欧贸易总额的12%，投资存量占比仅为2%左右。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最好的方法就是项目和案例引导，以成功的项目和案例作为样本。同时，加强其它方面的沟通也非常重要，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沟通都有助于未来的商业沟通。 第二，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规则是准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很大，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体制还是宗教文化，都不完全相同。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包括信贷政策、融资模式、投资保护和纠纷解决、风险评估与预警、债务违约与救助、投融资信息透明等软因素，都需要在一个大家都接受和认可的“规则”基础上开展。习近平主席指出，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也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共同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我们要善于依托已有国际合作组织和框架开展业务和项目合作，高度重视多边层面的规则和制度建设，搭建起稳定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心理预期、降低各方交往合作的风险等级、提高各方互联互通效率的合作机制和平台。 第三，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各方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在投融资领域要不断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拓宽多样化融资渠道，“一带一路”国家在投融资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背景情况，需要有的放矢。以中东欧国家为例，2007年至2013年的欧盟年度预算数据显示，16个中东欧国家接收的欧盟结构性资金上千亿欧元，占他们国家年均GDP的11%至25%，为中东欧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在2014年至2020年的欧盟年度预算中，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提供的结构性资金投资安排大概是2000亿欧元。这些国家的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缺乏结构性设计，已经习惯于欧盟期限长、利率低的欧洲结构性资金，包括欧洲复兴银行、投资银行提供的资金。另一方面，虽然缺少资金，有些国家尚未尝试使用商业性资金，比如世界上已经成熟的PPP模式，相关的法律也不完善。因此，在投融资领域也要加强国际合作。第一，可加强与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如地区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一起开展项目；第二，加强与当地的大型银行合作，共同投资项目；第三，中国企业可以牵头组织国际性的银团支持相关项目，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第四，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商业化是导向。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在对外开展“一带一路”投融资项目的过程中，除了一些政策性投融资外，商业机构或企业的投融资要走商业化道路，实现商业可持续。所谓商业化道路，是指按照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收益能够覆盖成本，获得合理收益。要创新投融资模式，通过股权、贷款、债券、租赁多种等金融工具，提供投行服务、咨询顾问和可行性研究等多种金融服务。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投融资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详情]

　　戴相龙 新浪财经讯 5月14日晚，“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3期在京举办，CF40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在“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讨论会上并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题演讲。 戴相龙指出，1996年底，我国已承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资本项目下，国际收支共有40大类，我国已实现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达到37项，主要是境外企业还不能到境内上市。但是，在他和许多企业及个人接触中发现，外汇管理部门已宣布可以兑换的项目，在实际中不能畅通可行。 因此，他建议推动人民币可兑换，一方面要修改法规，另一方面还要监管法规的执行，包括对外汇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有关银行工作者的监督执行。此外，加强与有关国家中央银行的沟通协作，不断扩大人民币和有关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增加货币交易量。 在戴相龙看来，随着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充足，宏观调控空间较大，我国有条件提高人民币自由的程度，并可保护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 以下为戴相龙发言全文： 20天前，我收到肖钢同志新著《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我迫不及待地翻阅了二、三遍，细看了有关章节。这是继姜建清同志主编《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公开发行后，我见到的由前金融高官编著的高水平的金融专著。这本专著有以下特点。一是指导思想明确。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为指导思想，研究“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二是主体清晰。紧密围绕“一带一路”投融资服务开展研究总结。三是结构合理。该书共十一章，前三章概括总结“一带一路”投融资现状、问题和解决的思路，后八章分别写“一带一路”投融资的规则、投资保护、风险防范、违约债务处置等。四是内容新颖务实，提供了大量案例。 一年成书，充分证明肖钢等编著人员对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有高度政治责任心，有研究和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的专业能力。我对此书出版表示高兴和祝贺！我相信，这本专著出版发行会受到各方面，特别是从事“一带一路”投融资工作的人员的欢迎，会有很多读者。 “一带一路”投融资服务，已经有五年，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超过4400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海外基金规模超过3200亿元人民币。但是，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工作才是开始，还会总结出很多经验，也会面临更多困难。我希望编著人员进一步总结“一带一路”投融资服务的新问题、新经验，三年或五年后再做修改，创造条件译成外文，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金融工作人员参阅。 促进“一带一路”“的“五通”中，有“三通”都和货币紧密相关。该书作者，专门设立第十章，论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力。这一章写的也很好，概括了当前“一带一路”人民币的使用情况及面临的障碍，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议。 下面我就“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专题，讲几点学习体会。 一、“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我们研究了2020-2035年的中国现代金融建设的六项任务，其中预测到2035年，人民币影响力接近欧元，形成由美元、欧元、人民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通过市场推进，二是通过央行之间推进。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将从亚洲起步，从“一带一路”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一个突破口。“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几种设想。一是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货币；二是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三是排列于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货币。我认为达到第一目标是不可能的，第三目标的预测过于保守，第二个目标是积极稳妥的。我们应该不断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种国际货币职能，实现到2035年，把人民币发展为“一带一路”第二大国际货币的目标。 二、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的定价和结算货币作用。 用人民币定价，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基础。用何种货币定价，决定于供销双方和货币影响力。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要求中东石油出口国用美元定价和交易，美国通过美元和石油期货市场影响乃至控制石油价格，使许多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中东是石油主要生产国，中、印、东南亚是石油主要消费国。2016年，中国采购全球石油的15%，铁矿石的50%，主要出口国大豆的70%，是全球第一大黄金消费国。因此，有条件逐步发挥人民币在石油、铁矿石、大豆、黄金等大宗商品中定价作用，从而为用人民币结算创造条件。2016年4月，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全球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基准价格，未来“上海金”可与“伦敦金”、“纽约金”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2018年3月26日，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中国粮食以自求平衡为主体，除进行个别品种的补充，不进入全球粮食市场。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曾当面建议江主席，中国不能轻易进入国际粮食市场，否则会引起国际粮价巨大波动。普遍认为，十年后中国经济实力超过美国，现在中国对外贸易占全球11%以上，今后会逐步上升，人民币币值稳定，成为可兑换货币，所有这些会提高人民币在全球大宗商品中的定价功能。提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大宗商品的定价功能，也就增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结算货币功能。 三、依法增加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发挥人民币交易货币功能。 1996年底，我国已承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资本项目下，国际收支共有40大类，我国已实现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达到37项，主要是境外企业还不能到境内上市。但是，在我和许多企业及个人接触中，他们总是反映，外汇管理部门已宣布可以兑换的项目，在实际中不能畅通可行。所以，我建议推动人民币可兑换，一方面要修改法规，另一方面还要监管法规的执行，包括对外汇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有关银行工作者的监督执行。第三是加强与有关国家中央银行的沟通协作，不断扩大人民币和有关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增加货币交易量。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充足，宏观调控空间较大，我国有条件提高人民币自由的程度，并可保护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 四、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增强人民币投资功能。 一是制定“一带一路”贷款规则，扩大“一带一路”人民币贷款。投融资规则，特别是贷款规则，主要包括贷款用途、期限、利率、风险防范等内容，规定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权责利关系。1996年8月，我在人民银行主持制定的《贷款通则》，据说现在还在执行。对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发放“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和“丝路基金”的投资，应通过专项办法进行规范。对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发放贷款，应从单项管理，逐步做到规范管理，五年以后再制定我国《商业银行“一带一路”贷款指引》。我认为对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的长期资金，不宜超过15年。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放长期贷款的期限，因项目而定，最长不超过20年。政府委托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贷款可长达30年。 人民币贷款利率远高于美元、欧元、日元，是约束人民币境外贷款最大障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重大突破，2013年7月，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10月，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今年4月1日，“银行信息港”公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表，一年期存款为1.51%，1年期贷款为4.35%。央行一季度报告，2019年一季度新发微小企业贷款利率6.87%。近几年我国物价增涨在2%左右，不良贷款率降到不足2%，有条件逐步降低人民币贷款利率。一是由中央银行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促进存贷款利率下降。二是提高央行对商业银行支付存款准备金利率，确保商业银行存款保本。三是推进主办银行制度，减少企业储备性存款，降低企业利息支出。四是央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国家信用发行“一带一路”建设贷，转借主要商业银行使用。五是推进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降低综合成本。五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 2018年底，境外持境内人民币流通股仅占全部流通股3.2%，持有人民币债券仅占3.24%。从“一带一路”试点，取消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所设机构数量和投资限额限制，只对境外单个和全部机构对境内一家上市公司股本投资的最高比例进行限制。选择“一带一路”优秀企业到上海发行熊猫债或上市。积极支持境内各类企业购买外汇或直接使用人民币到“一带一路”投资。境内金融机构向“一带一路”企业贷款，在合作共赢前提下，可用一部分人民币贷款购买我国技术先进的设备。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和各种投资者，到“一带一路”重点城市设立投资公司和基金，就地进行投资。、 五、扩大央行和“一带一路”央行的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储备功能。 在各国央行推动下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完善以央行为核心，由商业金融、政策金融组成的金融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有效对接。促进人民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在金融市场的直接交易。至今，我国人民币已与31个国家及地区的货币直接交易，其中，“一带一路”有11个国家和地区。逐步增强央行货币互换的用途。货币互换主要用于流动性紧急补充，也可通过双方专项协议，将一部分人民币借给所在国金融企业，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 六、扩大“一带一路”人民币离岸业务。 “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应由东向西逐步梯次推进。重点发展香港、新加坡、伦敦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同时在南亚、中亚、中东选择在各区域有影响的城市，设立中资或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和各种基金，推动建立人民币离岸业务网络。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阿斯塔纳、阿联酋的迪拜、阿布扎比等。 为了配合此书的出版发行，中国金融40人论坛组织了这次讨论会。鉴于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涉及内容很多，投融资的新发展、新矛盾，我建议把这个讨论制度化，每半年或每年讨论一次，更好促进生成“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更好成果。[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4日消息，“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3期即将在今晚召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CF40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等嘉宾将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风险，尤其是投融资问题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建设有序向好发展的关键。构建一个开放共享的投融资新体系，不仅要对国际和沿线国家现有投融资相关规则、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中介服务的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而且还要有利益风险共担、融资规则透明、体系运行高效、多边沟通顺畅和资金来源多元的制度保障。 该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形成既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又具有可持续能力的投融资新体系？现有的投融资体系和制度该如何进行完善和创新？ 今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将就上述问题结合新著《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一书进行演讲。 会议议程： 18：30-19：00    签到 19：00-19：40    主题演讲 肖钢    CF40资深研究员 19：40-20：40  主题交流 戴相龙  CF40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姜建清  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 李若谷  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 20：40-21：30   与会嘉宾互动交流 CF40•孙冶方悦读会 “CF40•孙冶方悦读会”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共同打造的读书会项目。“悦读会”以“名家+好书”的模式，为经济金融界人士奉上深度阅读与知识分享的高端聚会，引领参与者深度思考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重点问题，探讨国际前沿理论创新，享受读书之乐趣。2015年至今，“悦读会”已邀请到易纲、方星海、陆磊、杨凯生、周其仁、钱颖一、黄益平、邵宁、彭文生、Michele Wucker等分享了著书和读书心得。 主讲嘉宾 肖钢 1981年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89年至199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经理；1995年至96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司长，成为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96年10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1998年10月至2003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长期分管信托业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3年3月至2004年8月，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行长兼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2004年8月至2013年3月，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兼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2013年3月至2016年2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2019年3月，肖钢加盟CF40任资深研究员（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为论坛的政策研究和国际交流项目提供有力支持。 主题交流嘉宾 戴相龙 1979年至1985年，任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处长、江苏省丰县副县长、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1985年至1990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1990年至1993年，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1993年至1995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1995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党组）书记。 2002年2月至2007年12月，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2008年至2013年，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2013年至2014年1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 主题交流嘉宾 姜建清 拥有逾30年的银行业工作经验。自1979年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84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1993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兼浦东分行行长；1995年12月至1997年6月，任上海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现名上海银行）行长；1997年6月至1999年6月，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1999年6月至2000年2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00年2月至2005年10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2005年10月至2016年6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1984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1990年和1999年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工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 主题交流嘉宾 李若谷 曾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和东南非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中国副理事。 1981年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详情]